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胸怀，便不会安宁。
——圣·奥古斯汀（《忏悔录》）

朗德家四位女孩在瓦萨附近的避暑胜地失踪。连同她们的小身子骨和晒后肌肤一起消失的，是整个时代。六公里蜿蜒的海岸线，是上世纪50年代热门的游泳胜地；一排排的更衣室，高高的芦苇荡在风中沙沙作响。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保守派哀悼的时代。父母本来只要给孩子夏季短裤口袋里放上2雷亚尔，用来买冰淇淋和付公交费，就可以放任他们去海滩玩。但他们现在忧心忡忡地摇着头，向孩子隐瞒从梅西纳、格拉德和戈特瓦尔德地区传来的消息。在那里似乎每周都会发现有人把小孩的骨骸埋进隔热墙[1]里， 每周都有某人的女儿，在被关在地下室三十年后，逃到街上大声呼救。

好在这里没有。

这里，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民主下温柔绽放的成果，平和的社会计划，在这些进步的事物作用下，人类破碎的灵魂开始感觉良好。那种建造地下密室的古怪犯罪欲望，永远不会在这个郊外出现； 因为这里的花园草地上的通风系统早已被粘土风车遮住了开口。

那些黑暗而狂热的心灵，在郊外寒冷的薄雾中冷却下来； 远处蓝色冰川的气息，冻结了某人脑中那些恶心的想法。瓦萨，是人们愿意生活的地方。

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天气晴朗，朗德家四姐妹——玛姬（5 岁）、安妮-艾琳（12 岁）、玛琳（13 岁）和夏洛特（14 岁）——一起去海滩游泳。她们带了两个沙滩包，里面装着两雷亚尔现金、四套泳衣、食物和饮料，以及两条大浴巾。上午9点30分，他们从瓦萨郊区洛维萨登上了有轨电车。司机很清晰地记得她们。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对如今已经住在疗养院的罗兰来说，只要能讲起这件事情，仍是一天中光彩异常的时刻：“老大给女孩们买了前往夏洛茨扎尔的票。一共40分钱， 每张票10分。但凡再多坐一站，每张票就要20分了。我记得很清楚。那里是县界的起点，后面的关税就是两倍价格。但我的天啊，那姑娘也太漂亮了，而且非常有礼貌！ 那个最大的姑娘，夏-洛-特！” 老人有节奏地喊着她的名字。“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失踪的消息。毫不犹豫直接去报警，一秒都没耽搁。”

上午10点25分，女孩们在夏洛茨扎尔海滩下车，还不忘一一对电车司机道谢，因为她们都是有礼貌的孩子。那天早上海滩很热，没有多少人。

后来见到这些女孩的人是冰淇淋店员阿格尼莎。二十年前，阿格尼莎还是一名学生，在冰淇淋店打暑期工。玛琳和安妮-艾琳买了四个冰淇淋：两个香草味、一个酸橙味和一个巧克力味的。从店里看不到另外两个女孩，用来遮挡阳光的百叶窗拉着，只有柜台旁边的窗户没有拉，那里陈列着商品。工作日的早上，没什么顾客，年轻的阿格尼莎认识这些女孩，也知道她们的口味偏好。玛琳最喜欢的薄荷味当天缺货，这让她有点局促。有点反常的是，除了冰激凌，女孩们还买了三个油炸肉馅饼，总共花了1雷亚尔50分钱。女孩们离开的时候，透过柜台旁边没拉百叶窗的窗户，阿格尼莎注意到有个男人在她们边上。关于那个男人，阿格尼莎什么都回想不起来了。他的年龄、身高、穿着，是否不止一个男人？又或者说，阿格尼莎后来也在猜想，那究竟是不是一个男人？

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这些女孩。

两天前宣誓就任教育部长的安·玛格丽特，和造纸商卡尔·朗德的这四个女儿，就这样失踪了。 媒体对此案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追踪报道，任何蛛丝马迹都刊登在报纸专栏中，朗德家的女孩们也因此成为了全国记忆的一部分，该案件也成为整个雷亚尔地区最出名的悬案之一。

中午12点40分左右，也就是离女孩们该回到家的18点，还差5小时20分钟，也就是在她们到达冰激淋店的30分钟前，有三个男孩坐在客厅里。 阳光透过条形窗帘照射进来一条条金光，男孩们是其中两姐妹的同学。 那个长着雀斑的高个子男孩把电话举在耳边。

“快啊，现在就打电话，别管那么多了！” 金发男孩在他背后催促道。

“但如果在约定时间的3小时前就打电话，一定不会给她们留下好印象……”

那个胖胖的伊尔玛移民拉了拉高个子男孩的袖子：“真的，特雷兹，打电话吧。 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知道，我知道，”特雷兹边说边用手指拨转电话钢制转盘。

可怕的时间噪音袭来，这是世界上最猛烈的声音。 房间里洒落的阳光失去了金色的光泽，而是化为极为深邃的灰域。 所有距离变得不可逾越，物体之间是可怖的真空。

译注：

[1] 砖石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