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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边邑》：点击跳转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唐 王维 《少年行四首 其一》）不仅近现代的作者观客喜欢写武侠故事、读武侠小说、拍武侠电影，对侠客的赞美和推崇古已有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侠”文化。本文围绕短篇小说《边邑》杂谈侠文化，兼论故事中涉及的边塞文化与妖文化。
一、事了拂衣去——侠文化
今人谈侠，多称“武侠”；古人谈侠，谓之“游侠”。
“武侠”强调一个“武”字，近现代经典传世的武侠小说及其衍生作品之中，侠客与高超的武艺、绝世的武器是不可分割的，一系列为大众所耳熟能详的武功招式、神兵利器，名称响亮优美、描写神乎其神，为武侠题材塑造了丰富精彩的洋洋大观，但文化作品“三分实，七分虚”，对“武”的描写，其艺术成分与现实成分是虚实有别的，这同时也造成一个现象，当代人对“侠”的认知，与侠在历史上真实的形象也许是存在差别的。
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等)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越女剑)
古龙的武侠小说较少对武功招式的描写，因为梁、金基本已经把这些正面描写的路数写绝了，古龙因而剑走偏锋，如小李飞刀怎么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一发刀，那边人就死了，重视气氛的塑造。)
“游侠”强调一个“游”字，行踪上的飘游不定、精神上的游逸潇洒。文史不分家，“侠文化”的源流，不妨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游侠列传》说起。《游侠列传》开篇即引用韩非子的言论，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古人论侠、历史上的侠客同样脱不开“武”，韩子论侠的态度虽然是“讥”（二者皆讥——《史记 游侠列传》），但也从反面说明了，没有“武”来作为实施暴力的能力，没有触犯规则的“犯禁”之勇，是难以称侠的，而“以武犯禁”的定义，恰恰也说明了“游侠”之所以出现“游”这一动作的重要原因——侠的作为往往是不合于规则律法的，与美国西部电影中牛仔们在片尾策马奔向荒野的潇洒背影有共通之处，侠客们行侠之后的“深藏身与名”（与后来崇尚的“深藏功与名”相比，一字之差所强调的是更现实的“藏身”），乍看高尚而风光，其实恐怕难脱一层更现实的因素，那就是“犯禁”之后需要潜逃去也。不为法度所容的灰色身份，决定了侠客们往往难以长居久安、招摇过市，需要四处游走脱避，成为了“游侠”。
如果仅仅强调较为尴尬窘迫的“犯禁”“非法”“逃匿”这一面，那就不成其为“游侠”，而只能算是“流寇”了。侠客之所以受到古往今来的推崇钦羡，正是因为他们即使在“犯禁”和“游”的危险与窘迫之中，仍然坚定奉行着“侠”的精神。什么是“侠”的精神？诚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所言，侠客们“以武犯禁”的行为纵然不符合正当的准则（“不轨于正义”），但仍要赞赏其坚定高尚的品质，即“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说话就一定守信用，行事就一定果敢坚决，已许下的诺言一定诚信兑现，为此不顾惜性命安危，救助他人的危难，即使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险境，事后却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羞于炫耀自己的德行），“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取之有道、予之有道，遵守诺言，不避险远奉行道义，即使为行义而死也不顾世俗的责难），概而言之，太史公总结的侠义精神要点是信（允诺守信）、勇（果敢不怕死）、义（救人困厄）、谦（不自夸），“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赞美，也为游侠的隐藏与游走，做了不同于“惜身逃亡”之外的另一层辩护，也就是奉行不事声张的谦忍品格。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语实际涉及三种身份在内，除了受到评价的“儒”与“侠”之外，还隐藏了作出评价的“法”这一角。侠既然“犯禁”，与之对立且力量更强大的“法”自然就不容其存在，《游侠列传》中描述最为详细的一位游侠郭解，其事迹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侠的具体形象，以及侠与法的矛盾关系。郭解是轵（音只）地人，字翁伯，年轻时做了很多狠毒违法的事情而没有事发，仅有“犯禁”而难称为“侠”，到年纪大了之后就改变行为、自省奉义，才真正成为了侠客。《游侠列传》记述了郭解的三件事迹，一是他的侄子强横跋扈，逼人喝酒而被杀，郭解归罪于自己的侄子，原谅并放走凶手；二是有乡人对郭解倨傲无礼，郭解认为不受尊敬是自己德行不够，阻止门客报复杀人，反而对无礼于己的人多加关照；三是调解两户仇家成功之后，自己不居功，让当地豪杰们得到调解冤仇的功劳名声。这三件事迹可以说与今人印象中武艺高强的侠客毫无关系，至多算是以德报怨的忠厚长者而已，从侧面反映了《游侠列传》中记述的游侠形象，看重的侠义标准是精神品行上的，而“武”的强弱与否则是次要因素。郭解这个有史明载、真实存在过的著名侠客，不知是否对金庸先生将笔下的一代大侠郭靖同定为郭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汉前期，地主大族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势力甚至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汉武帝为此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将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富商统一迁到茂陵（后成为汉武帝的陵墓）集中管理，这一历史事件引出了郭解的悲剧结局。从事迹记述来看，郭解也许并不是剥削农户、鱼肉地方的恶霸豪强，但他行侠仗义、声名显赫、天下仰慕翼附之人极多，个人影响力太强成为了他的罪名，很有些“怀璧其罪”的意味，击破匈奴有功、官拜大将军的著名将领卫青，以武帝内戚的身份（卫青的姐姐卫子夫是武帝的皇后）进言，劝谏说郭解仗义疏财，家中很贫穷，不符合征迁富豪的标准，但武帝的反应很有意思，认为郭解一介平民竟然能让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武帝要拿郭解这样一个著名游侠开刀，恐怕是早有预谋、何患无辞的。卫将军的帮衬起到了反作用，郭家被强迁至茂陵，竟出现了送行之人成千上万的盛况，这很可能更加深了武帝的忌惮与杀意。其后又出现一桩风波，彻底断送了郭解的性命，有一个儒生就此事发表议论，指责郭解以奸犯法、不贤，以郭解的为人，断不至于为此报复，但却有仰慕郭解的门客气不过，在郭解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这个儒生，办案的官吏查明郭解没有指使，报称郭解无罪，但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私结党羽的权势影响，已经大到了他不用知情就有人帮他任意杀人的程度，是大逆不道，“大逆”这么一顶严重的帽子扣下来，最终导致了郭解全族被处死的惨剧。
郭解的结局，可以视作“侠”与“法”激烈矛盾碰撞的典型事例，同时也是这一斗争结果的缩影，也就是“法”压倒了“侠”，这一趋向当然是历经了数朝数代、千百年的时间才缓慢完成的，而“侠”的渐渐势微，乃至于先秦至汉那样的“游侠”彻底消失，则是不争的事实，“侠”逐渐从一个实际群体，变成了百姓大众在面对不公无力申诉时做“侠客梦”的精神寄托，越到后近之世，离“侠”真正存在过的年代越远，认识了解越加模糊，对“侠”的描写也就渐渐失真乃至于神化，不免“托古骇俗”了，“侠”的形象也就从《游侠列传》那样以精神品格为主要叙事标准、对武艺招式并无表现的“游侠”，渐渐变化成了近现代文化作品中神功超世的“武侠”。
“游侠”的“游”，还有精神上的游逸潇洒。除了因“犯禁”而“游走”之外，“游”同样也是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行，是认识世态炎凉、砥砺身体力量、丰富精神阅历的过程，有了广博阅历在下支撑、坚定品质在上指引，侠客的精神面貌也就因而潇洒不羁、受到世人钦羡，产生了大量描写和赞美侠客的诗文作品。王维的诗作多有玄意哲理，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号称诗佛，但王摩诘一写到侠客，“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游侠痛饮高会的豪迈潇洒跃然纸上，连佛心亦为之飘逸飞扬。诗仙李白的诗作立意豪壮而不饰雕琢，如“秦王扫六合”“幽州胡马客”，“海客乘天风”“燕赵有秀色”，“燕昭延郭槐”“黄河之水天上来”，看起来文意非常直朴，句式大抵是光讲有个什么人物做了什么事，有件事物如何如何而已，像随口说话一样简单得很，读起来却荡气回肠、立意潇洒壮阔，其古风诗作中也有一首描绘游侠的名篇《侠客行》（金庸十五作下联的“笑书神侠倚碧鸳”之《侠客行》，即取李白诗作为名，并引以为开篇定场诗）：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倾。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开头四联总括白描出一个赵地游侠的形象，“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写他的威风帅气，年轻活力人人向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写侠客的诗文也多“侠少年”之语，可见动辄说“少年”“少女”并非今人专利，古人亦然；“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描绘其武艺高强，能把“杀人”之事写入诗文表现得如此豪迈，除李白之外恐也别无二人，可见自己就曾“少年游侠”“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李太白，在精神上与侠客“不顾世”的不羁豪放是共通的；“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与《游侠列传》中“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客精神一脉相承，行侠之后“事了拂衣去”，既是侠客最潇洒帅气的写照，同时也是李白本人最推崇的理想追求，李白以“诗仙”名世，给后人的印象往往是求仙修道的出世形象，实则也具有极强烈的入世理想，李白所追求的“成仙”“出世”，是希望能在功成名就的“入世”之后，诚如今人“树榜样”“找偶像”“追星”，李诗仙也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即是战国时期的著名说客鲁仲连（又称鲁连、鲁仲连子、鲁连子等），在李白的诗句“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等中多有体现，在长平之战结束后，秦军进围赵都邯郸的危急时刻，鲁仲连通过游说促成秦国退军，后又有在燕齐战争中射箭寄书、兵不血刃夺回聊城等事迹，且每次功成之后，都拒绝报酬“高蹈而去”，功成身退、仙游无踪，是李白最为向往的理想状态，“事了拂衣去”，因而也成为了对鲁仲连形象的呼应和李白人生目标的表达。
第五至十联开始细化叙事，描述了这位赵地侠客在李白想象之中游历信陵、邯郸等地，与豪侠朱亥、侯嬴结交痛饮的事迹，游侠们饮酒时“脱剑膝前横”的潇洒，“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倾”的豪放意气，与《游侠列传》中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既诚，不爱其躯”跨过岁月沧桑遥相响应。这段叙述涉及到了可能是有史记载的最早两位侠客：朱亥、侯嬴，他们青史留名的事迹，则是战国末期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事件，见载于《史记 魏公子列传》。魏国信陵君公子无忌（魏无忌），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公子，是战国时期贵族世家子弟贤仁重士、豢养门客的代表人物。长平之战后，秦军进围赵都邯郸（此言或觉似曾相识，上文提到的鲁仲连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开始活动的），相邻的魏国害怕唇亡齿寒，发兵救赵，却又慑于秦的外交讹诈而逡巡不进、作壁上观，在赵国危急、魏亦难免、大军无所作为的非常时刻，赵平原君胜借助姻亲关系（赵胜是魏无忌的姐夫，可见门当户对的战国豪强大族之间也是通过政治婚姻结党相护的），向魏无忌求助，在公危私情的两相促进之下，魏无忌毅然违抗魏王的意志，集结了门下宾客拼凑百余乘（一百多辆战车）的军队去救赵，朱亥、侯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侯嬴伐谋，为报答魏无忌对自己礼贤下士的知遇之恩，这个年已七十、家境贫寒的老隐士劝魏无忌说，区区百乘出兵送死无益，必须夺取兵权、指挥魏国大军救赵才能成事，并划策建议魏无忌通过欠了人情的魏王嫔妃如姬（魏无忌曾派门客为如姬报杀父之仇，当时的游侠行为可见一斑），从魏王处盗出了调兵虎符，侯嬴划策事成之后，乃自刎而死以示报效（也许是为了向魏无忌证明不会从自己这里泄密），可谓是“事了拂衣去”精神的极端了；朱亥效力，侯嬴向魏公子举荐了自己这个有勇力的好友，在魏军大将晋鄙见到虎符而仍不肯交兵权的情况下（著名的“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就是出自此处），采取极端手段，由朱亥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大铁椎（怎么藏的？）砸死晋鄙，完成了夺军、出兵、却秦救赵的大事。这两位游侠的姓名也很有意思，朱亥是杀猪的屠夫，以勇力著称，其姓音似猪，其名亥在十二地支中对应的生肖属相也是猪；侯嬴以智计见长，其姓音通猴。两人的特点与名字寓意都契合得过于惊人，令人很怀疑这会否也是为了“深藏身与名”，而在青史上留下了不以真名示人的诨号而已。
末尾二联总结议论，以贬衬褒，褒扬的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侠士，贬低的是像扬雄那样“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阁中书写，花了一辈子只为写一部求道谈玄的《太玄经》）”的文人。扬雄是西汉的大文学家，而李白引以作为反衬侠客的反面，除了追求文学立意上的冲击有力之外，恐怕也有些很直观、很共鸣的叛逆精神在里面：做学问哪有行侠仗义来得痛快帅气！
武侠之“武”，游侠之“游”，侧重不同，相同的却都是一个“侠”字。古时质朴真实的侠与近现代文化作品中神乎其技的侠大相径庭，潇洒豪迈的精神、慷慨不羁的意气、舍生取义的高尚却是一脉相承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评价汉时的游侠，认为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豪倨有声”“力折公卿”“脱人困厄”，是真正的侠客；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等人次之，但“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亦有可取之处；至于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等人，不过是打着游侠的名声鸡鸣狗盗，“盗跖居民间者耳”，实为下等。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写道“行侠仗义，救人困厄，侠之小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文化，古往今来异影争辉，同气相求，异的是时代的背景变迁、大众的思想观念、侠的形象表现与对侠义精神的理解阐释，同的是一代代仁人志士、芸芸众生对行侠仗义、舍生取义、路见不平、慷慨意气等高尚和血性的相同追慕。
短篇小说《边邑》塑造了三个侠客形象，赵客之名取自李白的“赵客缦胡缨”，焉支之名取自汉时的《匈奴歌》“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去了焉支山的牧场，让我们的妇女都因为生活困苦而没有好容颜）”，赵客与大侠郭解结交，为了履行酒桌上的一句诺言，而在郭解身死族灭之后，只身赴死响应回乐村向郭解的求救；焉支为了一次萍水相逢、大打出手而结交的情谊，始终不渝地跟着同伴身赴险地执行扶危救人的计划。《边邑》中对侠客武艺的描写是偏于粗朴的，没有什么华丽神妙的招式，赵客和焉支赖以走江湖活命的，不过是诸如“臂力好”这一类的基本武力。小说开头，赵客凭借臂力连射硬弓，以至于崩裂虎口血流满肘的情节，取自《宋史》中的一则战争记载，宋军中善射的偏将王舜臣在打了败仗之后，独自持弓站在败军之后阻击追袭的羌人，表现其箭术之准的描写是三箭迎面射杀了三名骑将，接下来四箭又射中剩下四名转身逃走的骑将背部并一一击杀，致使敌人“万骑愕眙莫敢前”；表现其体力之强的描写则更为骇人，“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余发，无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敌人）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射了一千多支箭而没有虚发，无疑有吹嘘加工的嫌疑，但自申时到酉时短则两小时、长则四小时，张弓连射了一千多支箭，其悍勇之极也确见一斑，长时间拉弓以至于“指裂，血流至肘”的细节也非常有真实性。赵客、焉支两人都话不多、行动果断，其形象是对《游侠列传》等记载中“已诺必诚，不爱其身”之游侠形象的标准模仿，固无余论，较为复杂的倒是第三位侠客形象楼烦。
楼烦原本是古代的部族名称，活动疆域大约覆盖了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山西朔州，后建成楼烦国并演变成地名，至今山西太原仍设娄烦县。因楼烦人剽悍勇猛善骑射，“楼烦”也成为了善射勇将的代称，史书中就常见“楼烦将”这样的称谓，《史记 项羽本纪》中记载刘项相持于广武一段时，就描写了项羽派壮士叫阵挑战，刘邦则派了“善骑射楼烦者”一连射杀三人，直到项羽被激怒，亲自披甲持戟出阵挑战，这个以“楼烦”为号的神射手（又一说认为此人确实叫楼烦）竟因项王怒目叱咤的威势而吓得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躲进军营里不敢再出来，“慷慨豁达高皇量，叱咤喑哑霸王威”，刘邦的不拘小节、务实狡猾，项羽的威武霸道、神勇有力，都在这则小小的战斗记载中表现尽致。《边邑》中的这位楼烦选取了这样一个骑射勇武的代号为名，本身却是双腿瘫痪、干枯瘦弱、没有战斗的能力，就算死到临头也只能拔出剑来做做样子，“亮剑”而已，相反是一个智囊谋士的形象，但他以伤残无力的躯体，向往游侠们相逢意气的豪迈、言诺行果的作风，以游侠自我期许，为了“有诺必诚”的信念而以半瘫之躯赴险救难，又很难说他不是个侠客，虽然没有赵客、焉支那样的勇力，侠义的精神却是共通的，身残而以“楼烦”为名，正是没有“侠”的武力却又向往甚至践行“侠”的精神之反差写照。《边邑》塑造这样一个另类的侠客形象，是出于对普遍认识上的“武侠”与《游侠列传》中的侠形象相互碰撞的思考，即：一定要有“武”才成“侠”吗？没有“用武”的能力而自诩大侠诚然是可笑的，但《游侠列传》列举郭解的事迹而通篇鲜见“武”事，又提供了一个那时对侠的观察视角，也就是“武”并不是“侠”最首要的因素，秉持侠的精神尽其所力、做侠义的事情，未必不能称“侠”，故而有了楼烦这样一个“残侠”“智侠”的形象。
楼烦为回乐村筹划逃命时借筷子做算筹的举动，模仿自历史上“张良借箸”之事，史载刘邦手下说客郦食其（音亦机）劝其效仿周王室分封天下诸侯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张良回到军营之后闻听此事，在刘邦的饭桌上当场借筷子来点划天下大事，备说此策的迂腐贻害，让刘邦急得“辍食吐哺”，大骂“竖儒几败尔公事”（“死读书的，差点坏了你老子的大事”，市井无赖出身的高祖刘邦在《史记》里是常有骂人记载的，历史书上未必就没有脏话），避免了这次严重的战略错误，后世因以“借箸代筹”的典故形容出谋划策。留侯张良从一个心心念念想要维护分封、复辟韩国的落魄世家子弟，渐渐在秦末乱世中成长为知大势、坚定支持大一统的重要谋士，得到“开汉四百年”的不世功业之后，又效战国时的范蠡、鲁连那样“高蹈而去”，避免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世英雄那样“兔死狗烹”的悲剧下场，可谓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无怪乎会成为后世众多仁人智士所推崇的对象，与侠客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作风和智慧又何其相似。司马迁在《史记 留侯世家》的结尾有一段描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我以为张良这样的人杰，一定是样貌魁梧奇伟的，等见到他的画像，模样竟然像个美女一样，孔子说‘以貌取人就会错过子羽那样丑陋却有才华的人’，留侯张良也映证了这个道理。）”太史公的惊叹，即使对跨过千年直到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感同身受的，因此提及张良时，不宜想当然地认为他和其他历史上的谋士一样，是个一把胡子的老人家形象，说不定本是与现代审美观念阴差阳错而更相契合的俊美形象。
然而外貌“如好女”、给人印象多是文弱筹谋的张子房，在年轻时竟也做过买凶刺杀秦始皇这样暴力豪放的事情，“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又是大铁椎，与朱亥那柄一样是当时大力士的标准配置？），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陛下对狙不？我百二十斤大铁椎），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张良曾经去淮阳学礼，往东见到了沧海君，雇得了一个大力士，铸造了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椎，秦始皇巡狩东方，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大铁椎错误地砸中了副车而刺杀失败，秦始皇大怒，在全国大规模搜捕刺客非常急切，这都是张良惹出来的事。——《史记 留侯世家》），由此还衍生出一个形容做事主次颠倒的典故叫“误中副车”，这一记载大大丰富了张良的历史形象，极有任侠之风，也是“不武”就未必不能做侠客的一项注脚。其后张良大约明白了“买凶杀人搞恐怖袭击救不了天下”的道理（燕太子丹含泪赞同），终而逐渐从一个冒失轻率的世家子弟，真正成长为了见机识势、定鼎天下的豪杰君子。
诚如“侠以武犯禁”这句话里还暗藏了一个发议论的“法家”，《边邑》里也塑造了一个与游侠们对立的“法”的形象，即受降城右庶长严山，严山与赵客等游侠虽然是同一阵营的战友，但比起言平津、匈奴等敌人在豪迈雄壮、慷慨悲歌等性格方面的共通之处来，赵客与严山之间理念的矛盾冲突，甚至比对敌人还要更加激烈严重。在《边邑》的故事中，严山是法的代表者与信奉者，是郭解族灭这一侠与法斗争事件的参与者和讲述者，他清醒地指出侠终究不容于一个文明秩序社会的根本原因——侠无定数，侠客做好事称侠，无赖恶霸做坏事也号称侠，何为侠、何为不侠，光凭手里有剑的人张口一说就要取人性命，固然是不成的，然而真的把公认正确的事情一条一条讲得清清楚楚、严格执行，那又同样不再是侠，而恰恰变成“法”了，法最终压倒侠的历史结局，恐怕也因此确定。严山的形象取自于《史记 酷吏列传》中记载的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等著名酷吏，细读《酷吏列传》，会发现这些“酷吏”并不全是想象中那样借着官位作威作福、残害百姓的恶人，如郅都、宁成等人的酷厉，更多体现在对法律近乎无情的苛刻维护，郅都为了维护“君权至上”“男尊女卑”的定法，汉景帝的爱妾在上林苑受到野兽攻击之时，他既不肯自己奉帝命去救人，甚至还阻拦皇帝亲自拿武器去救人（君王搏命为红颜，景帝算得上是西汉好老公了），也许并非郅都没有救人的勇气，或是对这位妃子及女性有什么主观上的鄙夷仇视，而是因为当时的律法规定了君主的威权、安危不能为了嫔妃而受到损害的危险，故而执律不阿。
《边邑》中的严山，也是这样一个全部行动奉行公法、鲜有私人意志表达的形象，杀逃兵不是因为私仇、而是为了执行连坐的军法，为难赵客不是因为私怨、而是为了执行打击豪强与游侠的法令，甚至最后死去都不是为了好勇取义、而是为了用生命遵守自己制定的峻法，他的酷厉奉法与赵客等人的好义任侠，都在斗争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侠的精神与法的精神是各有长短的，任侠犯禁的行为太过分了，就需要法来约束，法的制定如秦末那样太酷厉、苛政猛于虎了，又需要隐伏在民间的“张良刺秦”“揭竿而起”这种侠义反抗精神予以碰撞和斧正，法并不因为扼杀了“侠”这一历史群体就一无可取，侠也并没有因为在与法的碰撞中落败而彻底泯灭，侠与法的精神如果能在激烈矛盾碰撞中相互影响、各自发展，共同对社会风气形成好的促进，当属幸事。在故事的结尾，严山虽然身死，与他一样信奉“法”的官吏却如云而至，赵客为了逃避搜查武器的禁令而被迫丢弃了自己的长剑，象征着侠客被迫放弃了“以武犯禁”的能力，焉支远走关外逃避法的约束，游侠纵横的天下变成了儿女相忘的江湖，赵客则留下了一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逃亡背影，属于游侠的时代过去了。
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历史上的游侠，与边塞、从军是紧密相联的。下半章将继续围绕小说《边邑》，谈一谈边塞文化与妖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