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 Celeste:谈谈抑郁症的发展及城镇化,绩效社会与之的关系

#让你爆肝过的游戏#顺上一期的结尾,这期我希望谈谈抑郁症相关的话题,说实话,这一篇文章可能会和游戏内容本身比较脱节,主要是把游戏当做一个引子,大家权当图个乐就好,对于那些希望看到游戏评测的hxd们,冀君实或见恕也

 现在抑郁症本身就是个非常热门且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同情情绪的性质带来的是更加高的营销价值,“网抑云”,或者说某某主播抑郁症这些或许大多数都是这样。但我今天并不是谈这种现象,而是谈谈的是抑郁症本身

 至于文章中使用到的数据,我会把原文的出处放在下面,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一、抑郁症的发展

 抑郁症尽管其并不具有传染性,其发展依然极为迅猛。在英国医学杂志《The lancet》(柳叶刀)‌发表的《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2017年全球疾病负荷研究,简称BGD)‌之中我们可见一斑。

其中Depressive disorder便是抑郁症,这里分别反应了1990年—2007年,2007年—2017年的三个疾病负担指数指标,第二个是全年龄疾病发病率指数变化(percentage change in all-age of YLD rate,「全年龄」亦称「总括性」),第三个是年龄标准化疾病发病率变化(percentage change in age standardised of YLD rate)在这张图中可以发现,第二项指标一直是正增长,第三项却时不时处于负增长。

1.年龄标准化的年发病率变化

首先我希望解释一下年龄标准化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个疾病的发病率,那么除了作基于总人口的一个发病率的调查之外之外,还需要做一个基于中间人口‌的发病率调查,这个中间人口‌怎么抽取呢?具体办法就是将某个地区内的人口按年龄顺序自然排列,取这组数据的中位数‌并以该中位数的频数作为年龄标准化‌‌测算的分母‌,以在这段「中位数」样本中发病个体的数量为分子‌,分子与分母相除可以得到一个年龄标准化的发病率。

而关于两者截然不同的变化情况,我很自然的想到可能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在美国的Pew Research Center(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研究《Populations skew older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hit hard by COVID—19》(《受新冠影响的国家人口年龄普遍偏大》)‌中有对各个国家年龄上人口的结构的分析,在这里我不是讨论新冠,只是借里面的数据一用:

各大洲人口年龄结构

这里我们不采用非洲的数据,因为非洲本身生产力的落后和生活环境各种因素使得非洲人均寿命低于欧亚美等洲,不应当将他们放在一起讨论(这点从非洲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可看出)将其余各个洲的中间数加和求得平均水平在36岁左右,应该可以算是准中年了。

基于这样一个年龄的发病率变化未必会高,因为到这个年纪大多都打拼到有所地位,或者相对更稳定了——这个时候多少因为家庭问题比如说孩子,对稳定更加渴求,便不会像年轻时那么一腔热血,而更老成了。更稳定的生活状态带来更少的打击,相比之下,年轻人所受的打击或许会更多一些,例如创业失败致使身负巨额贷款之类

Salieri大先生

而如今在这个科学迅速发展的年代,机器一步步取代人类,逼迫着人们不断做出改变,中年人大可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本过着不那么富裕但却滋润的生活,并不急于改变;而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则急需积累资本,于是急需改变,但现实是人们难以改变,人人都想做条懒狗,欲望和需求产生冲突,带来了焦虑,焦虑于如何在欲望和需求找到一个制衡点。而若长期无法制衡,焦虑长期存在,久而久之便引发各种心理问题。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其次便是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确实是有低龄化的趋势或者隐患,现在年轻群体对于抑郁相关的话题的了解意愿,表现在搜索引擎上是高速增加的,这可能反应了抑郁症低龄化的趋势。

再者,老龄化患者也应当占有一部分的影响因素,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令子女养老负担加重,使得越来越多老年人难以得到亲人的照顾,亲情的缺失多多少少也会导致精神疾病。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标准化年龄发病率改变得并不明显,在这里这个指标参考意义似乎也不大,我们在这里不做考虑。


2.全年龄的发病率变化

再看到第二个指标,即全年龄发病率变化,‌虽然这指标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增幅都看似在减少(male:8.1-1.9,female:5.2-0.8)但不容忽视的是,1990年到2007年前后发生过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一个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一个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间还有乔治 索罗斯(George Soros)‌所代表的货币投机资本做空泰铢,港币所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而2007年至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及过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和人们的心理状态相对健康的高关联不言而喻,年发病率的增幅降低或许也是因此。但即使如此,抑郁症的年发病率依然成增长态势,而且还是基于经济危机后的发病率呈增长态势,从中可见抑郁症的发展之可怖

George Soros(乔治 索罗斯)

二、抑郁症和绩效社会

想到这个方面时,我是有想过从全球来分析,但是这中间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譬如拉丁美洲这些非有效的城镇化,或是类似中东巴以那样战乱的不太好考虑。所以最后我觉得就找一个抑郁症尤为突出的地区来看看就好了,你猜我找到了什么?

总括性的,地区性的,男女合并的一级疾病负担因素

图中粉红色代表着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s)而占据粉红色大部分的就是中国了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心里半喜半忧,喜在我查资料不用科学上网看鸡肠了,忧在中国的抑郁症发展态势确实严重,在2019年,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抑郁症的发病率为4.4%,而中国发病率高出平均值达6.9%,中国的抑郁症形势不容小觑,但这里不是我讨论的主题,请恕我略谈。


1.抑郁症和城镇化‌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 工业( 第二产业)和 服务业( 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取自百度百科)

香港维多利亚港

城镇化率‌是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人口除以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得出的比率。城镇化率‌仅可以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扩张情况,并不能反应经济发达水平。举一个例子,南美洲,和北美欧洲相比较,虽然两者城镇化率都相当高,但后者明显比前者发达富裕许多,这是由于南美本地的各种问题,包括地方势力和政府的权力问题,以及官僚的腐败问题,造就了一个难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前者属于过度城镇化,后者属于有效城镇化。但我这里不讨论城镇化率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只在城镇扩张程度这方面做讨论。

巴西的贫民窟(近处)和富人区(远处)

解释完了就是正题了,我整理了1980年—2019部分年份的中国城镇化率,和该年份间部分年份的抑郁症发病率。前者和后者只有,主要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较为完备的历年数据,如果以后找全了有条件会和大家分享,数据未必准确,这些数据的来源我同样会丢到文章末尾。

1980-2019年历年中国城镇化率:

1980年:19.39%

1990年:26.41%(较1980增长7.2%)

2000年:36.22%(较1990增长9.81%)

2010年:49.95%(较2000增长13.73%)

2011年:51.25%

2012年:52.27%

2013年:53.70%

2014年:54.77%

2015年:56.10%

2016年:57.35%

2017年:58.52%

2018年:59.58%

2019年:60.60%

2020年:63.89%(较2010增长13.94%)

中国抑郁症发病率:

1980年:0.68%

2003年:3.02%(23年增长2.34%)

2019年:6.9%(16年增长3.88%)

一开始其实我是想做个统计图的,但是我觉得发病率方面贫瘠的数据,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准确的统计图的构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随着城镇化增速越来越快,抑郁症的患病率增幅也在逐步提高。这样城镇化和抑郁症患病率的高相关性,或许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或者说是一种探索的方向,即从城镇化的角度去探究抑郁症,但是仅仅依附于统计数据远远是不够的,因为统计数据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反应高相关性,不能反应具体的因果关系,为此不如在其中加入一个推理过程在支撑两者的关系,这就是我下一个想说的点,抑郁症和绩效主义

2.抑郁症和现代绩效主义社会

在此之前,我希望先阐述一下绩效主义的概念绩效主义与城镇化的关系,然后从绩效主义社会出发谈谈抑郁症

a.绩效主义的概念

绩效(performance)指成绩与成效的综合,在企业等组织中,通常用于评定员工工作完成情况、职责履行程度和成长情况等

绩效主义(performancism)其实很好理解,所谓绩效主义是指“唯绩效是举”、以绩效论英雄,单纯以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各种资源分配决定因素的绩效管理行为。


b.绩效主义和城镇化的关系

前文有提到,城镇化是农业为主的乡村型传统社会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化带来了绩效主义,为什么呢?首先我认为绩效主义在传统乡村型社会是不存在的,推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是思想推动而非事实推动。针对中国社会来说,以前的人们信仰佛教,相当普及,现在你跑到乡下老人的房间里没几个神台的话我是不信的233。佛教中的转世观点讲究因果业力,因果业力,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生前如果行善多,那么他就可以投胎成人,来世的命运也可更好;相反,如果一个人作恶多,那么他的来世就不能成人。佛教的因果业力思想使得人们将创造绩效的希望不寄予当下,而不是寄予于下辈子,所以人们辛辛苦苦的劳作,是为了下辈子的安康。我们可以这样子看,既然在这个辈子里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积累积极的因果业力,这种积累可以看作是一种创造绩效的过程,古代人们是痴迷于这个过程所引发的绩效——即来世安康,而非直接痴迷于绩效本身,这与现代社会直接痴迷绩效是不同的。古代人们被因果业力思想推动着生产,现代人们被个人需求的事实推动着生产。


佛教—佛寺—寺庙—镜之寺庙(有段联想)doge


古代人大可一辈子只耕一块田,按《乡土中国》中的话来说,就是: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的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土地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

——《再论文字下乡》 费正清(中)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一辈子种田就行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庄稼没办法跟着人走,更大的因素是人们一辈子种田,便是最方便的积累因果业力的办法,人们只需要完成勤劳这一善行就可以转世成人,所以人们大可用现世的一点改变都不做出,来换取来世的大的改善,古人们相。信这种来世的改变会比现在所做的任何改变都更加庞大,那么今生也就懒于做那些渺小的改变吧这种情况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借用鲍鹏山先生的一段话,便是:

农业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积累慢而有限,经不起小号,不比商品经济工业经济之生生不息。汉初几代的积累,只武帝一人就耗费干净;盛唐的富庶也只一场安史之乱便使之室屋荡尽。

——《寂寞圣哲》 鲍鹏山(中)

当乡村被城镇化后,原有的,稳定的,有利于传统农业积累的生产情况,不再适用于新生的,不稳定的,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这种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现代革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质上是人们不再注重于形成绩效的过程,而将注意力放在绩效本身,于是才有诸多人们在“今生”做出各种发明,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今生”做出绩效。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绩效主义思想的扩张和传统因果业力思想的消亡,这就是城镇化和绩效主义的关系。



3.绩效主义社会和抑郁症

其实有关这里也有人讨论过,我是看了别人的讨论才有谈谈这个话题的想法的,但是写了几次自己的想法后终究觉得自惭形秽,所以还是删掉了,我这里就直接引用那个人的话了,基于他的话来解释。

规训主体将他者置于对立面,这个他者是上帝、君主或者良知;他们服从于一个外在的机关,这个机关不仅施行压制或惩罚,而且还会进行奖赏。绩效社会的主体则带有自恋式的自指特征。由于没有了来自他者的奖赏,这个主体被迫不断做出绩效。对他者的排斥,包含在竞争关系之中,而绩效主体没有了这种排斥,因为他归根结底是在同自己竞争,寻求赶超自己。如此一来,他就加入一个致命的赛跑,围着自己没完没了绕圈,早晚会累倒在地。

——《暴力拓扑学》 韩炳哲(韩裔德籍)

这段看着晦涩难懂,但其实也挺好理解,就是说,过去的规训社会中收到传统规训教育的人们,他们有一个具体的服从对象,他们可以为了耶稣,为了释迦摩尼,为了皇帝,为了国王,为了天皇进行生产,为此这个接受生产资料的对象也会对将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对象进行奖赏,生产者以这种奖赏为生产的目的;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是自由的,不附属于任何其他人或事物,这样一个情况下,人们纵使确实是有一个服务对象——老板,但人们已经了解了自己生产的目的——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生产,而非为了提供奖赏的对象而生产。

为了扩大生存可能性,人们势必需要不断做出绩效,但是服务对象从他人到自我的转变也就正如上面所说,是“同自己竞争”,“围着自己没完没了绕圈”,“早晚会累倒在地”,由此产生了精神疾病。


总的来说,城镇化带来了绩效主义,而由绩效主义构成的社会又由于绩效主义导致了精神疾病的增加,这便是城镇化和抑郁症的关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抑郁症随着城镇化的扩张而发展迅速。

抑郁

总结

这篇也差不多结束了,有关于蔚蓝这个游戏的东西我觉得还有很多能谈的,但是实在组不成一个文章,所以有关于蔚蓝的杂谈到此也大概结束了,下期我会找另一个新的游戏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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