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明尼苏达常人（ Minnesota Normals ）

斯塔克 · 哈撒韦（Starke Hathaway）能用双手拼凑出任何东西——自行车、收音机、电路——应有尽有。他在20世纪初的俄亥俄州玛丽维尔长大，从小就对拆解和了解物品的运作充满兴趣。八岁那年，他在后院的一个大箱子里搭建了自己的小工坊。上高中时，他还成立了“男孩科学俱乐部”，成员们共同研读《电力与磁力》这本书，并每周聚集一次讨论。

哈撒韦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工程师。但1923年，他进入俄亥俄大学后意外发现，自己对人类心智的微妙机制更感兴趣。他转而学习心理学，但依旧保留了手工爱好者的身份。他发现心理学这一领域支离破碎，急需整合和精进，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里有广阔的空间。”毕业后，他赴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精神病医院获得职位。

哈撒韦高瘦，长脸，头顶着一丛奇异的头发。他通常面无表情，戴着厚眼镜，说话慢吞吞，带有中西部的平缓口音。他似乎总是心不在焉。要和他交流，“首先需要吸引他的注意，而他通常心思飘远”，一位熟人这样描述他。他经常忘记学生、同事乃至本领域领袖的名字，只能笼统地提及“那本关于精神病患者的书的作者”或“那本关于心理学理论的书的作者”。在明尼苏达严寒的冬天，他常常不穿外套，有时甚至穿错鞋。

在哈撒韦看似迷茫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他锐利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你得小心你说的话，因为他总是能迅速察觉到口误，”一位前研究助理这样说。有传言称，哈撒韦具有非凡的“心灵感应”能力，他因此成为一位洞察力极强的治疗师，同事们经常将复杂或棘手的案例转交给他。哈撒韦的办公室员工常常不得不避开目光，因为不时会有校园或社区的显赫人物前来预约咨询。

哈撒韦性格固执独立，对权威持有怀疑态度，对先例不以为然。在大学和研究生院，他接触到了心理学早期伟人提出的关于人性的宏大理论。“我对这些理论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它们还不成熟，”哈撒韦后来说道。“这些理论缺乏严格验证的数据，研究它们只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们不会持久；同时，它们还会让人分心，无法专注于更有成效的研究。”在他看来，这样的研究不应只是空洞的推测，而应是实用的、高效的干预措施。

即使在担任心理学家期间，哈撒韦也持续在制造各种东西。他设计了测量短时间间隔、发出电刺激脉冲以及监测皮肤电导率的设备。这些装置带来的收入让哈撒韦有能力娶了他的妻子金妮，并在明尼阿波利斯买了房子。成为房主后，他甚至把车库门改造成能响应他汽车信号的自动门（这是在这类装置商业化之前），还有在雨水落下时自动展开的帆布遮阳篷。哈撒韦经常出现在课堂上时，裤子还沾满油渍。

但哈撒韦最著名的发明绝非寻常之物：一种测量人类本性的测试机器。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哈撒韦从不幻想自己在创造某种全面的人格解读工具。然而，通过他的逻辑构建，最终形成了一个标准，未来将有数百万人在此标准上被测量。

当哈撒韦加入明尼苏达大学时，该校正在对其精神病院进行现代化改造。哈撒韦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应对了这种特殊医疗设施的需求。哈撒韦说：“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我们安装了各种装置，还特别设计了圆角，以防癫痫患者跌倒时头部受伤。”他在医院内安装了传声管道，以便可以从任何地方录音，并设置了一套复杂的蜂鸣系统。他解释道：“如果你在我们的新病房里，遇到女病人过于主动或男病人过于强硬，你可以按房间角落的按钮求救。理论上，一按按钮就会有人来帮忙。”他叹息道，“但实际上，由于经常误按，救援通常不会及时到达，不过这本不是我们的初衷。”

哈撒韦能够制作或修理几乎所有新建筑所需的东西，但对于病人的处理却颇感无奈。他经常与精神科医生和医师团队一起评估病人。他回忆说：“我当时穿着白大褂，带着新形成的职业期待感，期待医疗团队会需要一个心理学家的数据和见解。但我突然意识到，即使他们真的求助于我，我又能提供什么具有实质性的信息呢？除了智力测试和一些基本的人格测试，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

哈撒韦很快就找到了证明心理学可以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源于他的“极度挫败感”。当时，无论是精神病学还是心理学，都缺乏有效治疗重度精神疾病的方法。一个新的希望是胰岛素昏迷疗法（ICT），这是一种通过高剂量胰岛素让病人暂时失去意识的严酷治疗方法。研究发现，这种昏迷有时能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这种疗法和同期推出的电休克疗法一道，成为许多重症患者的唯一希望。

ICT的困难在于，它的风险极高，死亡率达到10%，心理学家们却无法预知谁能从这种治疗中获益。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精神疾病分类方法，人们无法判断不同诊所接受ICT治疗的病人是否相似。哈撒韦发现了一个他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设计一份问卷，能将患者清晰分门别类，那将如何？他意识到，这种测试的用途远不止于ICT治疗候选人。

类似的尝试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当时美国军事指挥官从欧洲发回了紧急消息。新型战争的恐怖——猛烈的爆炸、毒气和战壕战——摧毁了士兵的身心。士兵们突然失明、失去嗅味觉，甚至记忆也大片缺失。他们忘记了如何行走，有的沉默不语，无法开口；有的性格大变：原本沉默的变得健谈，谨慎的变得大意，有礼的变得粗鲁，好斗的变得温顺。这些被诊断为“个性丧失”。

罗伯特·伍德沃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自愿制定了一项测试，目的是在新兵抵达战场前筛选出易受伤害者。 他迅速编制了一份包含116个问题的问卷，如：“看到血会让你感到恶心或晕厥吗？”、“你总是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完成工作吗？”、“你是否经常在半夜感到害怕？”通过简单统计“是”和“否”的回答，可以得到一个“神经质”指数，被认为是预测壳震的关键因素。这项测试在新兵和退伍军人身上的初步尝试显示出希望，但和平的到来使其未能广泛应用。虽然这项测试——参与者称之为个人数据表，实施者称之为精神神经病学清单——战后在民间版本中得到应用，但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一项更重要测试的蓝本。

个人数据表或许是全球首个“性格清单”，它是一种书面测试，要求参与者回答关于自己心理状态的问题。此后，类似的测试层出不穷，涉及适应问题、内向性、主导性等。这些测试为哈撒韦在明尼苏达州精神病院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些测试远远不够全面。他讥讽地表示：“现有的性格测试根本毫无价值。”大多数测试只关注单一维度，而哈撒韦的目标是全面调查各类心理障碍。

更有甚者，这些测试的问题过于明显。例如，个人数据表中的问题如“你通常感觉健康强壮吗？”或“你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快乐吗？”这类问题在战时尚可应对，哈撒韦指出，害怕且自认不适合战争的人可以借此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和平时期，人们的虚荣心、自我意识和羞耻感使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弱点。没有战争的紧迫感迫使他们诚实，因此需要更巧妙的测试方法。

然而，这些测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经常出错。这些测试多是心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制定问题和诊断标准，他们不过是受教育后的猜测，而这些猜测往往是错误的。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设计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伯恩鲁特个性清单。他在这个测试中提出了“你经常批评别人吗？”这样的问题，假设肯定的回答暗示着心理问题。但实际上，超过三分之二的正常人在测试中回答“是”，而这一回答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中却相对少见。同样地，“你经常做白日梦吗？”这个问题被伯恩鲁特认为是心理不稳的迹象，但实际上更多健康人而非精神病患者给出了肯定回答。

人们常常不按心理学家的预期行事。哈撒韦希望开发一种工具，它能够客观地反映人类本性，而不是被人类本性的理论观念所左右。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他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他的测试目标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而非仅仅基于理论和假设。

在这个项目中，哈撒韦的合作伙伴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神经精神病学家约翰·查恩利·麦金利（ J. Charnley McKinley）。麦金利在科学严谨性上甚至比哈撒韦更为坚定，他勉强接受哈撒韦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事实。哈撒韦讲述他的合作者时说：“在他看来，心理学不是现实，但我是。”哈撒韦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深入了解使他成为麦金利的得力助手，他经常在医学院的大剧场协助进行脑部手术，学生们在旁观看。哈撒韦选择与麦金利合作也有自己的原因：这位精神病医生的参与使他能够利用大学医院和医学院的丰富资源。

他们开始收集尽可能多的精神疾病症状。他们研究精神病学教科书，深入分析案例研究，并向同事们询问。他们还从其他人格测试中借鉴了一些项目，直接从个人资料表中摘取了一些。麦金利坚持要加入一些严格的医学问题，这后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哈撒韦委婉地表示：“那时候麦金利对我并不完全有利。如果可能的话，我本想排除掉那些项目。但由于外交考虑，我没法这么做，因为麦金利认为没有这些问题的项目组是不完整的。”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哈撒韦只好顺从。

不久，这两位专家为他们的测试积累了超过一千个潜在问题。通过剔除重复的问题，他们将问题数量减半。接着，哈撒韦和麦金利采取了革命性的方法。他们没有预先假设知道正常和异常个体如何回答问题，而是让人们自己来决定。在这个由病人构成的共和国里，他们用自己的恐惧、神经症和强迫症来表达自己的选择。正如哈撒韦所述：“我们让病人来设计他们自己的测试。”

心理学研究中使用大量受试者这一现象相对较新。早期的心理学实验通常只涉及一个参与者，即研究者本人。他们采用的是自省法，即观察和记录自己的心理过程。尽管后来人们开始对个体差异感兴趣，但研究通常仅限于少数受试者，这些人通常会用姓名或首字母标记。自省法仍是主流方法，许多科学家认为，参与者必须受过良好的训练（通常是心理学家本身）。1893年，著名实验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拉德福德·蒂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曾强调，认为“既然我们都在使用大脑，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心理实验”是荒谬的。这就像认为“既然我们都吃面包，我们就都有资格烤面包”一样。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统计程序的改进和大量人群分类与管理的需求，比较标准的概念开始流行。这时，个体的表现只是与其他人的平均分数相比较的一个标准，是一个普遍的、可以达到或未达到的标准。信息的收集不再通过自省，而是通过客观测量。实验对象不再需要是精于自省的人，只需保持天真自然即可。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麦金·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对蒂钦纳的看法提出了俏皮的反驳，他说：“受试者不必是心理学家，就像被解剖的青蛙不必是生理学家一样。”

对于斯塔克·哈撒韦而言，找到异常受试者相对容易。他依靠自己的诊断判断，选择了一些患有特定疾病的患者，如疑病症、抑郁症、心神衰弱、歇斯底里症、心理偏离、轻躁狂症、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一些分类现已不再使用或更名）。但问题来了，他们要在哪里找到足够的“正常人”呢？

事实证明，他们就在心理学家的眼皮底下：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在候诊室里坐立不安，在咖啡厅里又来了一杯咖啡。哈撒韦想出了一个点子，决定利用大学医院的普通患者的朋友和家属作为对照组。很快，他和麦金利开始“测试任何来到医院且声称不在医生照顾下的访客和其他人。” 通过在医院的走廊和大厅巡视，哈撒韦为他的研究找到了 724 名假设是理智的人。

他这个临时拼凑的对比组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是明尼苏达州的居民，皆为白人。大多数是新教徒，许多人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他们的年龄从 16 岁到 55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35 岁。绝大多数已婚，许多人是父母。这群人大多来自农村，从事农民、蓝领和家庭主妇等工作。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是初中毕业。这个规模较小、相对封闭的群体很快就被称作“明尼苏达正常人”。尽管当时没人预料到，但他们将成为接下来五十年心理学界主要的“正常性”标准。

现在哈撒韦有了他的研究对象，既有正常人也有非正常人，他还有一份长长的症状清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症状应用到这些人身上，找出哪些问题能有效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大多数“正常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是”或“否”）被视作标准答案；相反，大多数例如抑郁症患者的回答被看作是抑郁的迹象。最能有效区分的问题——能明显区分正常与非正常——被选入问卷中。

这是一种创新的测试创造方式，其结果经常令人费解。像 拜鲁特（Bernreuter） 人格量表和个人数据表这样的早期人格测试是明显有效的，即问题的意图一目了然。测试施测者，更重要的是测试接受者，都能理解问题的内容和目的。但这个测试不同。即便是其创造者，也经常不明白为什么对某个问题的正常答案会是“否”而不是“是”，或为什么另一个问题似乎指向某种特定的精神疾病。哈撒韦和麦金利在一篇早期论文中指出：“我们常常看不出某个量表中的项目有何合理性，但如果它能有效区分，我们就会采纳它。”

这项在明尼苏达州开发的测试在未来几年里引发了广泛争议，不仅在公众中，也在哈撒韦和麦金利的专业同行中。一位评论家批评他们对测试有效性的漫不经心态度；另一位知名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则抨击了他所称的“狂奔经验主义”，认为它如同“无头骑士般盲目前进。”他认为这种方法缺乏理性目标、方法和结论，只是让那些不协调的数据自说自话。

然而，对哈撒韦来说，这些“不协调的数据”听起来比任何理论更悦耳。他的测试代表了“尘埃碗经验主义”，这是美国中西部稳健的科学实践方式，只关注事实。与纽约的精神分析家们研究复杂的恋母情结和死亡冲动理论不同，哈撒韦只追求有效的方法。

不过，尽管这个测试的开发充满了实用主义，它却是人类试图理解自身的史上最奇特的创造之一。

一位观察者甚至将其幽默地描述为“一个乔伊斯风格（可能是指詹姆斯·乔伊斯 爱尔兰诗人）的独白，并且在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的节奏中，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人神经质的内心世界。”

测试内容包括各种问题（以直白的陈述形式提出，回答“是”、“否”或“无法判断”）。麦金利坚持加入医学问题，因此会出现如“我从未排出过黑色焦油状大便”或“我在排尿起始或控制上没有困难”的问题。

宗教方面的问题则是：“我相信来世存在魔鬼和地狱”、“一切正如圣经预言的那样发展。”还有一些问题相当奇异，例如：“我想我会喜欢加入摩托车俱乐部”、“我常常感觉头部仿佛被紧箍束缚。”

这些条目比其内容更令人费解的是它们平淡无奇的语调和对重大议题与日常琐事的随意穿插。例如，有的说：“我爱我的父亲。”、“我喜欢调情。”、“我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我的食欲很好。” 这些陈述仿佛被剥离了情境，就像在火星上偷听到的对话：“我认为林肯比华盛顿更伟大。”、“女性不应该在鸡尾酒吧喝酒。”

有些陈述显得格外虔诚和拘谨，比如：“许多人在行为上有过失。” 而另一些则显得轻佻：“如果报酬合适，我愿意加入马戏团或嘉年华工作。” 总的来说，这个长达504项的测试给参与者带来了一种通常令人不悦、枯燥乏味，且始终让人困惑的体验。

当时，人们并不太关心这个测试可能有多古怪或具冒犯性。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计划，专门为精神病患者设计，在明尼苏达州一个风雪肆虐的只有38个床位的医院里使用。但这一切很快就要改变。

确实，这个测试向世界的正式介绍并不令人印象深刻。哈撒韦和麦金利为它取了一个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明尼苏达”，因为它就是在那里制作的；“多相位”，因为它测量了多个不同维度。（哈撒韦回忆说：“有一天我在麦金利的办公室，我们努力寻找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测试的特点。最后我们找到了‘多相位’这个词，这是一个希腊-拉丁混合词，当时它让我们感到满意。”）最后，“人格清单”，因为它旨在记录所有与异常人格相关的方面。这个结果就是“明尼苏达多相位人格清单”，不久之后便被简称为MMPI。

MMPI 不仅需要克服名称上的障碍。哈撒韦采用了一种非传统的测试形式：不是在纸上列出题目，而是把每个题目打印在三英寸乘五英寸的小纸片上，制作出类似一副牌的东西。参与测试的人被要求根据自己的回答，把这些纸片分成“真”、“假”或“无法说”三堆。哈撒韦推测，如果不必书面回答，人们可能更愿意承认一些尴尬的想法或行为。然而，许多用户认为这种卡片格式既令人困惑又不便。更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当时刚从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很少有公司有资源或意愿复制哈撒韦的这种奇特创意。他和 麦金利向三家主要的测试出版公司提议分发 MMPI，但都被拒绝了（其中一家认为这“过于笨拙且不实际”）。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条件是作者自付一半费用。哈撒韦和麦金利找到赞助者支付了必要的资金，于1942年在大学的印刷厂开始印刷。哈撒韦幽默地说：“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乞丐。”

但他们的测试——他们称之为“一种易于应用的测量工具”——很快吸引了全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关注。它之所以意外受欢迎，有多方面原因。就像罗夏测试一样，对于想要全面评估个性的测试者来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与罗夏测试和现有的人格问卷相比，MMPI 也有其独特优势。它对量化的坚持避免了墨迹测试仍然存在的非科学艺术性质疑。而且，它基于严谨的实证建构，比基于临床医生主观判断的测试更为有效和可靠。

MMPI 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哈撒韦设计的巧妙机制，这些机制用于发现测试者是否在虚假或草率地作答。许多人批评自我报告问卷（尤其是罗夏测试的拥护者）容易被篡改。批评者质疑，如果有一个智力测试只是简单询问人们自认为有多聪明，我们能相信它的结果吗？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哈撒韦设计了一些特殊的量表——一系列附带独立评分标准的问题，用于提示测试者可能面对一个不诚实的受试者。

事实上，哈撒韦对揭露欺诈行为一直很感兴趣。大学最后一年时，他就发明了一种原始的测谎仪，并因此“小有名气”。他回忆说，曾利用这台机器帮助找到一个偷走钻戒的小偷。他后来成为俄亥俄州雅典市警察的顾问，协助处理一起谋杀案，还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与执法部门合作，为在逃罪犯制定心理档案。

在 MMPI 中，哈撒韦设立的第一个陷阱是“低能量表”，目的是识别那些无法阅读测试题目或随意作答的人。通过与至少 90% 的“明尼苏达标准人”作对比，回答出格的个体可以通过这一量表的高分被识别出来。比如，对“我有时会被恶魔附身”这个陈述回答“是真的”就会引起注意，同样地，“我相信执法”的“假”回答也会如此。

更加巧妙的是谎言量表，设计用来应对那些刻意美化自己形象的人。哈撒韦在测试中加入了类似“我并非总是讲真话”和“我有时会传播小道消息”的问题。他和同事发现，一个真正尽责的人可能会诚实地在这些问题上回答“假”，而且回答的数量比平均水平还要高。但他们也指出，如果某人在这些问题上有六个或八个“假”回答，那看起来就几乎不可能那么完美。（有趣的是，神职人员在谎言量表上经常得分较高，他们可能确实很圣洁，也可能只是希望以此方式展现自己。）

最为精密的则是校正量表，这是在哈撒韦发现一些明显心理受困的患者偶尔能呈现出完全正常的测试结果后开发的。他与学生保罗·米尔合作，设计了这个量表，用以识别那些足够狡猾、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作答的精神病患者的“防御性”回答。

经过这样的微调，哈撒韦成功地开发出了一个比任何现有测试都更为出色的测试方法。虽然他本人并不怎么推广这个测试，但他的研究生们却积极传播。当他们离开大学，分布到全国各地任教时，他们带着对“明尼苏达方式”——一种量化、基于经验、客观的方法——的信念。这些自称为“多面手（Multers）”的人虽然没有罗夏测试者那样的宗教般狂热，但他们坚信科学正站在他们这一边。

这项测试很早就得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高度认可，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杂志文章表示：“通过这个评估工具，医生可能在一两小时内就能像病人的家庭医生一样了解一个新病人。”文章中还附有哈撒韦及其标志性蓬松发型的照片。（哈撒韦幽默地说：“这张照片在我的同事中引起了不少笑话。熟悉我的人问，‘他为何要把头发梳得那么平呢？’而不认识我的人则问，‘他为何不梳头发呢？’”）新闻杂志提到，MMPI“已成为此类目的最受欢迎的测试，广泛应用于大学、监狱、公司和诊所。”

1946年，一篇医学期刊报道，MMPI“已成为数百家私人诊所和医生的日常工具；它是一些大型公司人事流程的一部分；在所有战争前线，它都被医疗和心理专业人员使用……[并且]现在所有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疗诊所都在使用它。”测试需求的增长速度之快，以至于明尼苏达的印刷厂都跟不上了。“大学印刷处只忙着印制多相位测试。到处都是这些测试，”哈撒韦感慨道。“必须找到新的生产商。”1947年，仅在哈撒韦和麦金利开始请求的五年后，MMPI的发行就被心理学公司——美国最大的测试出版公司之一——接管了。哈撒韦满意地指出，“公司很乐意接受他们之前曾拒绝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MMPI成为了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客观人格测试。

遗憾的是，麦金利没能活着见证他参与创造的测试取得的成功。到了中年，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他曾让哈撒韦承诺，如果自己严重残疾，就帮他自杀。1945年，53岁的麦金利遭受了脑溢血，不幸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哈撒韦抱着他能康复的希望，没能帮助好友结束生命。麦金利自行割喉，但未能切断主动脉。哈撒韦平静地回忆：“那晚，我坐在医学圆形剧场里，看着我们顶尖的外科医生缝合麦金利的喉咙。”麦金利在五年后去世。

然而，广受欢迎的 MMPI 与麦金利参与设计的原始测试并不完全相同。在其首次发布后的几年里，MMPI 经历了一次微妙且关键的转变，这个变化巧妙地掩盖了一个事实：按照其原始目标来看，MMPI 实际上是失败的。

MMPI 的最初目标是将一群心理病患者分类。例如，如果某人在抑郁量表上得分高，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患有抑郁症；如果在精神分裂症量表上得分高，则可能指示患有精神分裂症。哈撒韦本以为，如果将测试者的回答绘制成图表，应该会在某个特定维度上看到明显的突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随着 MMPI 的广泛使用，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患者还是正常人，他们的测试结果通常在多个量表上同时出现升高。哈撒韦精心设计的工具看起来更像是个失败品。

尽管如此，MMPI 已经吸引了一群忠实的使用者——其中许多是哈撒韦的前学生。他们决心使这个测试重回正轨。他们提出，测试者的分数模式可能蕴含着某种意义。这些模式描述的不是简单的类别，而是更复杂的综合症，因此比哈撒韦最初的分类更准确。例如，同时在精神变态偏离和轻躁狂量表上得分高的测试者，可能是一个攻击性和冲动性强、不太守规矩的人。同样地，同时在抑郁症和歇斯底里量表上得分高的人，可能不仅仅是单纯的两种症状的结合，她可能是一个情绪化、缺乏安全感、依赖性强、对批评敏感，并有做烈士倾向的人。这种新的应用方式为 MMPI 赋予了新的功能：它不再只是用来做基础诊断，而是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人格剖析。

随着这种方法的逐渐普及，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如果 MMPI 能用来描述正常人的性格类型呢？正常测试者的分数虽然不那么突出，但也呈现出独特的模式。根据这种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是各种轻微或严重的疾病倾向的综合体——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狂躁、歇斯底里、偏执、抑郁的倾向。一个原本旨在识别行为极端的测试，如今被期望能够区分正常人之间更微妙的差异。

MMPI 用户很快就不再使用原来的量表名称，转而使用数字进行命名：例如，疑病症量表变成了量表 1，抑郁症量表变成了量表 2，依此类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个简便的缩写方式：一个人可以被简称为“4-9”或“2-3”，这些数字简洁地概括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在明尼苏达州，接受 MMPI 培训的研究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开始习惯性地使用这些缩写，他们用它来描述病人、朋友、甚至家人。关于这些数字序列及其代表含义的指南，被称为“代码书”或“食谱”，开始被广泛编制。Paul Meehl，哈撒韦的前学生和现同事，赞扬了这种方法，认为个性描述终于可以变成一种自动化、机械化的任务。在 MMPI 的帮助下，每个人就像一个锁，而 MMPI 则是打开它的精确钥匙。

这种被称为资料编码的方法非常巧妙，它不仅保留了 MMPI 作为心理测试的功能，还将其应用范围大幅扩展到精神病房之外：商业办公室、军营、法庭、高中、医生办公室都在使用它。到了 1960 年代初，MMPI 已经被广泛用于普通人群，用于筛选求职者、提供职业建议、解决抚养权问题，甚至确定法律地位。从最初的实用工具，MMPI 发展成了解读个性的关键，成为了揭开人类本性之谜的密码破解器。

但是，由于其广泛的应用和强硬的方法，MMPI 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反对声浪终于到来。“我从未见过任何东西能够与政府雇员、他们的家人及其朋友们的愤怒和激愤相媲美”

Sam J. Ervin Jr. 参议员在 1966 年 9 月 24 日的国会山听证会上怒吼。Ervin 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宪法权利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召开这次听证会，以解决关于政府使用个性测试侵犯工作人员隐私的投诉。作为早期反对麦卡锡的迫害共产党员行动和政府窃听行为的批评者，他在个性测试中看到了类似的危险。他曾宣称：“政府不应该派人偷窥员工的卧室，也不应通过心理测试来探询人们私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关于像 MMPI 这类人格测试的日益普及，人们的担忧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在 1956 年出版的《组织人》一书中，作者威廉·怀特对这些测试对美国高管造成的影响发出了警告。怀特甚至半开玩笑地提供了一份指南，用来告诉老板他们想听的答案会是什么，比如：“我爱我的父母，但更爱父亲。我对目前的生活大致满意。我不会过分担心任何事情。我不太喜欢书籍和音乐。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但不会让他们影响我的工作。”

60年代初，一些如《大脑观察者》和《测试的暴政》等直白的批评作品问世。报纸和杂志也发表了一些调查性的揭露文章，如“窥探者”和“‘我爱我的母亲’测试”。还有报道称，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校接受这些问卷调查而公开焚烧测试资料。

1965年和1966年，国会听证会迫使测试者对批评做出回应。多年来，一直是心理学家提问，现在他们却要接受关于自己动机和方法的询问。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欧文提出了一项法案，得到了三十五位参议员的支持，可能会严格限制甚至完全禁止政府中的人格测试。一位心理学家写道，这是公民团体或政府对心理学研究或服务中任何领域发起的最严重的攻击。

测试者在听证会和专业期刊、大众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自我辩护。他们首先强调自己的初衷是纯洁的。哈撒韦亲自回复了一位提问 MMPI 的通讯者，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能明白，它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辩称，自己不是窥探者，而是认真的科学家，从事有价值的工作。哈撒韦的前学生 W. 格兰特·达尔斯特罗姆指出，许多人看医生时会感到紧张，但并没有立法禁止使用针和刀进行医疗操作。他们向公众解释，人格测试的侵入性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只要进行一些教育，大家就会理解这一点。

哈撒韦解释说：“即使改变题目中的一个逗号，也可能改变它的意思。”他还补充，虽然他愿意修改一些 MMPI 测试题目，“如果我能的话”，但数十年的研究价值取决于这些测试保持不变。另一位心理学家表示：“正如做煎蛋卷必须打破鸡蛋一样，要了解人的性格特点，必须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面对批评，测试者们反而变得更加自信，他们暗示反对 MMPI 的人可能是因为过于保守或不理性。他们甚至暗示，这种反对可能源于批评者自己（可能是扭曲的）性格。

他们的策略成功了。欧文参议员的法案没有通过，媒体的热潮逐渐平息，美国心理学会外的抗议者（他们的标语是：“帮助停止心理性别测试。给你的国会议员写信”）也收起标语，回家了。在关于使用 MMPI 测试员工的道德争议中，被忽略的是“真正的问题”，几年后心理学家马尔科姆·金瑟指出：“问题在于，这个测试本就不是为此目的设计的，也无法有效预测谁会是好员工。”哈撒韦的性格测量机器继续运转。

1998 年，在迪士尼世界举办的租赁中心经理会议本就颇为不同寻常。那里快乐的主题公园和佛罗里达九月的炎热构成了关于公司的租赁式沙发和咖啡桌的讨论的奇特背景。

更奇怪的事发生在一天早晨，当经理们被召集到一个冰冷的会议室。他们本来计划参加一个预算研讨会，但公司领导突然改变了计划。员工们被告知要立即开始参加长达五小时的管理测试，这包括九个不同的考试。

“我们当时想，‘这肯定就是我们之前听说的那个测试，’”当时负责管理几家旧金山地区门店的阿特·斯台普尔斯回忆道。租赁中心不久前被另一家公司收购，有传言说新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参加一个漫长且严格的测试。“我们除了拒绝参加测试，离开会议室，并且自己找路回加州外，别无选择，”斯台普尔斯说。

管理层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测验中的表现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租赁中心的职业前途，甚至决定他们是否还有工作机会。”我们被告知，如果不通过测试，就不能担任管理职位，” 来自湾区的店面主管斯科特·哈德利（Scott Hadley）说道。”我们都很害怕，如果失败了可能会丢掉工作。” 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考场上顿时笼罩着焦虑的静默。不过，很快，这份沉默被惊讶打破了。”大家都彼此对视，眼神里充满了‘你开什么玩笑’的意味，” 另一位主管斯台普斯（Staples）回忆说。面前的试题和租赁家具、管理员工或者做账毫无关系。

试题中有些问题让人不解，比如“我的性生活令人满意”、“我一个月至少腹泻一次”、“我想当花匠”、“所有东西尝起来都一样”、“我的母亲是个好人”、“我是上帝的特别使者”。当他们看到“我喜欢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问题时，管理人员可能会感觉自己仿佛掉进了兔子洞。显然，这是 MMPI 测试。

哈德利和斯台普斯对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感到不悦和愤怒。”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工作无关，也不能证明我们是否合格的管理者，” 哈德利说。”我们的雇主根本不需要这些信息。” 有一个问题让他印象深刻：”我喜欢高个子的女性。” 他问道：”我该怎么回答？我的妻子才五英尺三。”

当测试结果出炉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租赁中心聘请了堪萨斯的一家公司，人事科技公司 (Associated Personnel Technicians)，为每位管理者编制了一份详尽的性格描述，包括他们的自理能力、自信心、控制欲，以及他们的恐惧、抑郁和冲动性。APT 建议，大多数人在这些方面都有待提高，因此每个人的档案中都附有一份具体的改进计划。例如，他们建议那些“急躁不安”的员工减少尼古丁和咖啡因摄入；而对于那些“倾向于逃避现实”的员工，则建议他们多喝水。

APT 还推荐了一些必读书目：对那些被认为“独立且固执”的管理者来说，推荐阅读《如何像读书一样读懂一个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规则”的人，则建议他们阅读《你的误区》和《不再依赖》。APT 建议，这些自助类书籍应该“一章一章地阅读，并且与生活中的某个重要人物共同讨论。每读完一章后，要写下自己的新领悟和实际行动的改变，然后将这些心得每章两句话报给培训主管，以供进一步讨论。”

在评估斯科特·哈德利时，APT 认为他“在未核实前就轻易做出假设”，建议他应该多问一些“如何做”的问题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和期望，少问“为什么”的问题。哈德利还被建议阅读《我不完美，但我是独一无二的》。哈德利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这是“愚蠢的流行心理学”，并表示如果真的需要帮助，他会选择专业咨询而不是阅读在沃尔玛就能买到的书。

而阿特·斯台普斯则被建议每天写下自我肯定的话以增强自信，但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认为自己已经很优秀并取得了成功，“如果他们认为能以某种方式让我变得更好——谢谢，但我对现在的自己很满意。”

与斯科特·哈德利和阿特·斯台普斯的经历类似，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作者发现，接受侵入式的性格测试成为了获得或保持工作的一种代价。如今，MMPI（以其更新版本）已被 86% 的临床心理学家采用，并且据估计每年有大约 1500 万美国人接受这一测试。其中一部分人是精神病患者，正如测试最初设计者哈撒韦所针对的那样。但还有许多是完全理智的普通人，比如想成为医生、心理学家、消防员、飞行员、急救医生、核电站操作员和执法人员的人。例如，60% 的警察部门在评估潜在警官时使用 MMPI，而 91% 的心理学家在筛选罗马天主教修道院和宗教团体的申请者时使用它。更多的人，尤其是零售、银行和安保服务行业的求职者，也会接受类似 MMPI 的性格测试。

尽管没有国会听证会、报纸头条或手举抗议标语的群众，但是工人们获得了一些补偿。1999年，斯科特·哈德利和阿特·斯台普斯就起诉了租赁中心公司，并赢得了200万美元的和解金，分给了被迫参加测试的员工。他们表示，比金钱更重要的是，租赁中心承诺销毁在加州的所有测试记录，并停止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该测试。

其他几起案件也取得了类似成果。开创先河的是1993年解决的索罗卡诉戴顿·哈德逊公司一案。当时，一名名叫西比·索罗卡的保安申请在加州的塔吉特商店工作，被要求参加一项名为 PsychScreen 的考试——这是结合了 MMPI 和其他测试。“这些问题，即便是自己的母亲问，我也不会回答，更不用说是一家我还不确定是否想要加入的公司的人事主任了，”索罗卡表示。“很明显，这些问题与我们当今的世界和生活乃至于商店巡逻的工作无关。”

索罗卡的案件由伯克利的律师布拉德·塞利格曼接手。他批评塔吉特在职场使用 MMPI 就像“用原子弹打蚊子”。他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PsychScreen 的误判率高达61%，错误地将六成心理健康的申请者判定为不合格。

塞利格曼从公司那里获得了13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是他在多起关于误用性格测试的案件中赢得的第一笔。1995年，他又起诉了加州的康特拉科斯塔县府，该县对福利申请者施行类似 MMPI 的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我相信一切都如圣经所言发展”以及“淫秽成为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控制”等条目，这些题目旨在识别药物滥用者。不过，根据原告和被告共同委托的研究，该测试错误地将44%的申请者判定为药物依赖者。县政府最终同意支付120万美元给那些被错误标记的人，并停止使用该测试。

塞利格曼成功运用了几项法律来对抗这类侵入性的个性测试，包括加州宪法关于限制侵犯隐私的条款、加州劳动法关于禁止基于政治信仰歧视员工的部分，以及美国残疾人法案，后者限制了雇主以医疗检查为就业条件。然而，这些法律在各州的不同实施，仍然不足以阻止个性测试在美国职场的蔓延，而一些庭外和解也无法与成为庞大且增长的行业对抗。

尽管MMPI非常成功，但它起源于精神病房的背景也给其使用带来了限制，比如必须由心理学家管理，并受到美国残疾人法案关于医疗检查的限制。（但是，在涉及公共安全的工作人员，如飞行员、警察和消防员等情况下，这些限制可以被豁免，许多这类工作者需要接受MMPI测试。）然而，市场上无数模仿MMPI的测试并没有这些限制：它们借鉴了MMPI的格式、语言甚至其构建方式的独特之处。

这些测试虽然比MMPI更便宜、更短、更易获取，但原版的所有特点都被完整保留。例如，MMPI中的自满虔诚：“这个国家需要更高的道德标准。”；内疚的自我坦白：“我认识一些不受欢迎的人。”；混乱的主张：“非法使用大麻比饮酒更糟。”；过分谨慎的断言：“我从不想买买不起的东西。”；以及脱离上下文的泛泛之谈：“大多数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会撒谊。”熟悉MMPI的人会认出这些条目源自斯塔克·哈撒韦的独特测试，它们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怪异形象。

这些性格测试与传统的测量抑郁、躁狂或疑病不同，它们专注于评估雇主关心的特质：如可靠性、诚实度、友善程度，以及“遵守规则、政策和程序的意愿”和恰当的“客户服务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测试旨在筛选出可能频繁迟到、旷工、盗窃、公司时间内滥用电脑（如发邮件、网上冲浪）、面临个人或交通问题，以及可能表现出“不利生产的行为”或“疏远态度”的人。这些问卷甚至声称能预测员工是否可能在工作中受伤、提出虚假的工伤赔偿、滥用药物或酒精，或在工作场所发生暴力行为。例如，有些工作性格测试能提醒雇主注意那些可能属于“诉讼型人格”或“公司追踪者人格”的申请人。

模仿罗夏测试的这些测试版本甚至设有自己的精神病人分类和“明尼苏达正常人”类别。如“第一步调查”测试的宣传资料所述，它通过将应聘者的答案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新释放的前罪犯和长期零售店员工（工作记录良好）——来进行评估。前罪犯主要涉及盗窃和毒品使用罪行。该测试包含的问题是两组人在统计上显著不同的问题。另一家测试供应商表示，他们的问卷能够告诉雇主，求职者的思维方式是更像值得信赖的员工还是被定罪的重罪犯。

这些测试被广泛推广给管理层和企业主，并常带有一种危机感。例如，一个测试提供商的网站上展示了一群穿着商务装、面带微笑的人的照片，上面闪现着这样的信息：“哪个人对员工造成了身体伤害？哪个人伪造了受伤？哪个人使用非法药物？哪个人会迟到？哪个人从雇主那里偷了500美元？我们可以告诉你！”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性格测试行业得到了额外的推动。测试出版商协会的总法律顾问大卫·阿诺德在悲剧发生五个月后的演讲中指出，自9/11以来，所谓的“隐私侵犯”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议题。他预测，对恐怖主义的加剧恐惧将促使雇主进行更多测试，并在进行这些测试时处于更安全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全国各地的测试公司都报告说，自9/11事件后，对性格测试的兴趣有所增加。

测试出版商的积极营销似乎起了效果：2003年，管理招聘国际的一项调查表明，现在有30%的公司使用性格测试。然而，测试的受欢迎程度并不代表它们确实有效。首先，这些测试宣称测量的许多特质往往是涉及广泛行为的模糊类别。

举例来说，两位专家在1995年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指出，尽管研究了超过50年，”诚实或正直”这一概念仍旧含糊且定义不明确。尽管如此，估计有五千到六千个美国机构每年对约五百万美国人进行所谓的诚信或正直测试。这些测试在识别说谎者、作弊者和小偷方面方法杂乱无章。联邦政府技术评估办公室的一项审查显示，95.6%被正直测试判定为不诚实的人实际上是误判——这个错误率甚至高于声名狼藉的测谎仪。

这些误判可能导致一些人在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诚信之前就失去了工作机会。有的测试提供商甚至建议在面试之前进行测试。“毕竟，”他们的推销口号这样说，“如果一个候选人在诚信、可靠性、工作态度及对药物滥用的看法不符合你的要求，为何还要浪费时间与他们交谈呢？”由于这些测试是盈利公司的专有产品，不愿接受科学审查，所以关于正直测试和大多数其他职场性格测试的完整信息往往无法获取。美国心理学会一个任务组的报告指出，对于某些正直测试，除了承诺有相关证据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该任务组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正直测试出版商并不要求测试管理员有任何专业培训或资格。

虽然不太显眼，但工作场所性格筛查的其他几个方面可能更加令人担忧。首先，反射性地对求职者进行测试可能会减弱雇主创造积极工作环境的意愿。如果一开始就过分强调员工的固有且不变的特质，那么在工作培训、指导或发展方面投入的精力可能会很少。第二，这些测试问题的侵入性可能本身就是在传达某种信息。

社会批评家芭芭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打工不易》的作者，曾指出：“这些测试的真正作用可能不是向雇主提供信息，而是向潜在员工传达信息，那就是你将对我们毫无秘密。我们不仅要你的时间和努力，还要你的全部自我。”

美国公司的最近金融丑闻应提醒许多雇主，他们可能在测试错误的人群。这些公司高管涉嫌挪用的数十亿美元，迟到或电脑滥用等小问题相形见绌。真正的诚信测试应该是对老板和员工实行同样的道德标准。

尽管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受到了爱出风头的参议员、积极的记者和愤怒公民的冲击，甚至激发了众多仿制品的产生，但它本身却始终未变。

斯塔克·哈撒韦和 J. 查恩利·麦金利在1942年创造的这一测试，仍然坚持提出同样古怪的问题，尽管其中的语言和主题——例如“我过去喜欢玩掉手帕游戏”、“不拉车的马应该被踢或打”——已显陈旧。

MMPI的标准也显得过时。自测试发布以来的几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冷战的开始、中期和结束。同时，美国还吸纳了来自全球的数百万移民，并见证了经济从农业向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型。然而，心理学界将哈撒韦20世纪30年代末实验中的那724位白人明尼苏达人作为正常性的标准这一点至今未变。

随着测试逐渐应用于不同的世代和更广泛的人群，MMPI的标准日益显得不合时宜。

例如，项目“我是一个重要人物”这个选项在哈撒韦的普通样本中只有 9% 的大萧条时代的农民认同，因此被视为自大和自恋的迹象。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人类潜力和自尊心运动，肯定性的回答反而成了心理健康的标志；在近期样本中，甚至有八成的参与者选择“是”。再比如，当 MMPI 用于阿拉巴马州居民时，题目“我认为林肯比华盛顿伟大”不仅反映了人格特征，更准确地区分了黑人和白人。显然，这个测试急需更新。这一点在 1977 年变得尤为明显，当时一位测试专家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搭乘出租车前往 MMPI 年会时，司机问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重新标准化这个测试？”（司机来自明尼苏达州，那里的这个测试几乎家喻户晓。）实际上，早在 1969 年的研讨会上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但改变 MMPI 出版商所称的“几乎是神圣的文本”需要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贝弗利·凯默说，就像信徒不愿神圣的经典被更改一样，测试的拥护者也不想MMPI受到干扰。他们同样不愿放弃关于MMPI的数十年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含在大约一万四千篇文章和书籍中。而测试的分发者（现在是皮尔逊评估公司）显然也不愿放弃这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特许经营权。

因此，修订工作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选出了新的“正常人”样本，这些样本通过邮件和报纸广告招募，人数达2600人，是明尼苏达州正常人样本的三倍多，更能代表美国的人口构成。负责修订MMPI的委员会也趁机去除了一些多年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题目，比如“我从未有过黑色、焦油样的大便。”这种题目。

委员会成员、哈撒韦的前同事詹姆斯·布彻坦言：“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四位专业的心理学家在更新 MMPI 测试时引入了一系列新的量表，这些量表就像是当代疾病的集合：焦虑、恐惧、强迫症、愤怒、愤世嫉俗、反社会行为、A型行为（一种暴躁的人格）、自尊不足、社交困难和家庭问题等等。然而，当 1989 年备受期待的 MMPI-2 面世时，测试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原版 MMPI 的 84% 内容再次出现在 MMPI-2 中，这只是“略微修改过的原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坚定支持者拒绝接受这一变化；有人甚至预测，“MMPI-2 会像‘新可口可乐’一样没落，人们还是更喜欢经典版。”一些机构（包括 Rent-A-Center、Art Staples 和 Scott Hadley 的雇主）在新版测试推出后，依然坚持使用旧版。因此，最终在 1999 年 9 月 1 日，也就是首次发布后的 57 年，原版 MMPI 正式停用。

今天的 MMPI-2 已经成为美国人力资源部门和法律领域最熟悉的面孔（超过 90% 的心理学家在处理儿童监护和情感伤害案件时使用 MMPI）。作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临床人格测试，它不仅是美国最爱用的测试，更是一种全球性的惯用测试。

MMPI的原版被翻译成 115 种语言（而 MMPI-2 也在快速赶上，已有约 50 种语言版本），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甚至是手语。现在，人们可以用苗语、挪威语和土耳其语来回应“我爱我的母亲”这样的陈述。

支持者认为，这项测试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触及了共通的人性。出版商贝弗利·凯默说：“虽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某些关于人类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 MMPI 很好地揭示了人类的本质。”“这东西确实有效，”MMPI的拥趸们宣称 MMPI 是一个简单直接、真诚的工具，就像其创造者斯塔克·哈撒韦一样朴素实在。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以 MMPI 为例，有人声称它的运作原理非常简单：正如罗夏所指出的，“想要了解某人的问题所在，只需直接问他们。” 确实，MMPI 直接（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直接）询问测试者的心理和身体状况。然而，它对这些回答采取了意想不到的处理方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MMPI 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它违背了人类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提问是因为对答案的内容感兴趣。然而，MMPI 对答案的内容漠不关心，只关注回答如何“区分”。尽管测试者可能对这种冷漠提出质疑，但实际上，这项测试本身打破了我们生活中的常规规则。

再看 MMPI 的另一项指导原则：“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字面上看，这似乎没错；MMPI 并非考察事实上的正确与错误答案的推理测试。但在现实生活中，鉴于测试结果可能影响重大——如孩子的抚养权、罪犯的判决或工作机会，这种说法不仅不够准确，而且颇具误导性。在测试领域，“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异常”并非逻辑命题或道德规范，而是统计学上的产物，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MMPI 促成并持续加强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我们独特而多样的个性，被平均标准所左右。

最后，MMPI 的拥趸常宣称这项测试能提供全面、决定性的个性评估。但实际上，它做不到这一点。MMPI 之所以广受欢迎，并非因为它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恰恰相反，它故意只触及表面，这正是它成功的秘诀。它提出问题，分析答案，却忽视了其中的本质——那就是人本身。

人的个性仍然是一个谜。我们误以为给个性贴上标签就能理解个性，这是一个危险的误解。路易斯·杜斯，一位在明尼苏达受训的心理学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咨询中心主任，指出：“当你开始认为测试结果是真实的，而人只是它的分类反映时，这实在是太荒谬了。相反，测试应该是对人内在情况的一种反映。”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MMPI这个巨头似乎无法被动摇。它的众多翻译版本、成千上万的研究论文以及一大批忠实支持者，使得 MMPI 成为了一个势不可挡的自我延续现象。但有一个人对此可能感到最不悦：斯塔克·哈撒韦。

哈撒韦作为 MMPI 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极度的谦逊。他既不教授有关这个测试的课程，也不参加任何关于 MMPI 的会议和研讨会。就连让他谈论 MMPI，布彻说，都“像拔牙一样困难”。与罗夏测试社区的领导者不同，哈撒韦极力避免形成所谓的“个人崇拜”。测试发布不久后，他的兴趣便转向了心理治疗和青少年犯罪研究，对这些研究未受到更多关注感到遗憾。他曾表示：“有时我希望人们能忘记我与 MMPI 的联系，而更多地关注我的其他工作和兴趣。”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哈撒韦始终被首先认为是 MMPI 的作者。即使在他 1984 年去世数十年后，布彻报告称，“仍有人写信或试图电话联系哈撒韦，讨论他的测试。”

随着 MMPI 的日益普及，哈撒韦最初的谦逊似乎转变为某种不满。他开始将这个曾经前沿的测试称作“石器时代的斧头”，对心理学家缺乏更多选择表示遗憾。1972 年，他表达了对老旧 MMPI 将继续被使用的担忧：“我担心，关心心理评估实际问题的人还会容忍使用老旧的 MMPI 一段时间。”他对“我们被困在 MMPI 中，还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现实表示失望。他对所谓的“缺失进展之谜”感到困惑，不解为何“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更好的人格测试。”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进步只能来自那些反叛的学生，那些“思维与众不同、反对过时的设计和策略的学生们。”这位曾为一代人定义正常性的人，似乎在对他所帮助强化的一致性表示遗憾。

与其他重要人格测试的创造者不同，哈撒韦并没有抱有创造一把通往人性深处钥匙的宏大理想。他坦诚表示：“我从未确信自己能真正洞悉病人的问题。” 虽然像詹姆斯·布彻这样的敬仰者可能将他誉为“真正的远见者”和“伟大的先锋”，但哈撒韦本人最大的愿望仅是实施一个有益的调整，适时地推动人们迈向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他目标的谦逊可见于他最喜欢的比喻：他常说，我们很多人就像“杯中之虫”，困于生活的边缘，无法从烦恼和困扰中抬头看世界。

随着岁月流逝，哈撒韦开始怀疑是否能真正评估一个人的性格。他反思道：“每个人都知道‘鬼’这个词，我们能用它来交流；但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期待能制作出测量或分析鬼魂的测试。” 他通过这种类比表达了自己的疑虑：“我经常怀疑，我们真的能开发出用来测量或分析人格的测试吗？” 或许我们内在的本质永远无法被完全捕捉；最终，他得出结论，“人格就像是一个幽灵！”

哈撒韦职业生涯初期曾试图解构人性，分解并探索其运作方式。然而，一旦他开始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寻求的答案已然消失。

第四章：深潜（ Deep Diving ）

亨利·默瑞怀揣着一个秘密，特地前往瑞士苏黎世湖畔，准备揭晓。乍一看，小亨利·亚历山大·默瑞（朋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哈里）的生活就像平静的湖面一样，无波无澜。他出生于纽约一个显赫的富裕家庭，是家中颜值高、仪表堂堂的长子，在东区一个有众多仆人的家庭中成长。（关于曼哈顿豪华的默瑞山区是以他们家族命名的谣言，虽然不属实，但默瑞却对此乐在其中）他们家在长岛的豪华别墅，豪华到后来被改造成了乡村俱乐部。

在新英格兰预备学校，默瑞的学习成绩一般，但他依旧进入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自嘲主修“三R”：朗姆酒、划船和浪漫主义。年少时期，他曾是个轻浮的花花公子，后来转变态度，进入医学院，娶了约瑟芬·兰图尔，两人育有一女乔西。

但在1925年春，他却独自踏上了一段探险旅程，留下了妻儿。尽管前程似锦，但默瑞逐渐被生活的另一面所吸引。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实习期间，他对那里的病人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投入大量时间去探究这些与众不同的人是如何思考的。“我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毒品上瘾者、吞剑艺人、妓女、歹徒——做出的努力，当他们带我深入城市底层、穿梭于他们的藏身之所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默瑞分享道。“这虽然是粗糙的心理学实践，但至少让我意识到，市中心的生活与城市上层的梦想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亨利·默瑞的探险不仅是物理上的，还深入到了他内心的纷乱深渊。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他所形容的旺盛积极能量——“乐观过剩”之下，隐藏着一层“悲伤与忧郁的核心”，这是一种深沉的悲伤和绝望。他前往苏黎世湖的人生改变之旅，最终促使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性格测试，用以探索自己和他人隐藏的内心世界。

虽然默瑞对内心深处的波动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像对城市地下世界那样有明确的指引。1923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医学院的书店发现了一本开启新世界的书籍。这本名为《心理类型》的书，由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所著，刚刚发布了英文版。默瑞沉迷于阅读此书，甚至连续整夜整天都在读这本书，忽略了医院的工作。这本书为潜意识的深度探索敞开了大门；他后来形容这本书是对他未曾说出口的祈祷的惊喜回应。

不久之后，默瑞遇到了另一位重要的引路人。在一次晚宴上，他坐在了一位名为克里斯蒂安娜·摩根的美丽年轻女士旁边。26岁的克里斯蒂安娜，出身波士顿名门，当时正在纽约学习绘画。她轻松地问默瑞一个问题：“你更喜欢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默瑞惊喜地发现，她对这两位心理学大师的理论了如指掌。知道默瑞对荣格的兴趣后，克里斯蒂安娜建议他亲自前往苏黎世会见“老人”。

两年后，默瑞获得了前往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机会，克里斯蒂安娜的丈夫，人类学家威廉·摩根也获得了同样的奖学金。这两对夫妇成了朋友，一起在大学附近定居。在英国期间，默瑞本在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前在美国他曾研究鸡胚的发育数年。但他对这一领域渐感不耐，决定利用复活节假期前往瑞士，向卡尔·荣格咨询心理学职业生涯的可能性。

卡尔·荣格

正如结果所显示，他们的相遇并非一次平淡无奇的正式会谈，而是一场持续三周的深刻交流。亨利·默瑞每天都会去库斯纳赫特镇，这是荣格和他妻子艾玛居住的地方，位于苏黎世湖畔。

有时候，荣格会带他去湖对岸的一座塔楼，那里是荣格用来思考和写作的地方。默瑞回忆说：“我们在湖上划船，在他那个浮士德风格的隐居地的壁炉前抽烟，谈话数小时。”他们的交谈只是稍微触及表面，然后很快就深入到了心灵深处。令默瑞惊讶的是，他竟然坦白了自己心中最深的秘密：他对克里斯蒂安娜的爱情陷得太深。虽然他的妻子乔是个善良而富有爱心的女性，但她几乎不关心知识方面的事物。与此相反，他和克里斯蒂安娜在谈话和思维上非常相似。她情绪多变、热烈、易怒，就像默瑞一样，对生活中的阴暗面充满吸引力。他们一起探索自我深处，还有那些丰富他们对心灵深层次运作理解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他们之间的情感和智力联系因为强烈的性吸引而变得更加紧密，尽管他们还没有真正采取行动。

如果说默瑞对自己的坦诚感到惊讶，那么他对荣格的反应则更加吃惊：荣格告诉他，他曾经面临过同样的困境。在和导师弗洛伊德痛苦分手后的那些黑暗岁月里，荣格在前分析对象安东尼娅·沃尔夫那里找到了慰藉。荣格不愿放弃他的妻子或情妇，最终说服他们接受这种双重关系。为了向默瑞展示这种关系是如何维持的，荣格带他回到库斯纳赫特的家中。在那里，安东尼娅·沃尔夫和艾玛·荣格一起平静地端上了茶。默瑞后来说：“他显然明白，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不是隐瞒。”

当亨利·默瑞见证了这个温暖的场景时，他感到非常惊讶（译者我也感到非常惊讶），但也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在与荣格相处的紧张一周中，他写道：“我看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东西，不仅在外面的世界，也在我内心深处。”他说：“我体验到了潜意识，这是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他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改变了的人，决定在生活中做出两个重大改变。首先，他告诉乔和克里斯蒂安娜他想要同时和他们两人保持关系，并且在多次劝说后得到了他们勉强的接受。（乔怀疑她的丈夫爱上了克里斯蒂安娜，但她把责任归咎于荣格——她称他为“肮脏的老头”，认为是他给了默瑞这样的想法。）其次，他放弃生物化学转而投身心理学。默瑞发现他对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共情能力，而对于鸡胚，尽管它们很迷人，但共情的机会却大大减少。

在短短几周时间内，默瑞彻底颠覆了他原本看似完美的世界。谁也无法预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仿佛为了证明他鲁莽选择的正确性，当他1926年回到美国时，一个心理学的职位正等着他。莫顿·普林斯，一位在哈佛大学创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催眠和异常心理学的诊所的精神科医生，需要一名助手，默瑞得到了这份工作。不久之后，他还被任命为心理学助理教授。可以说，他完全不具备这个职位的资格。他在心理学方面的正式教育只是大学时参加的一次讲座——一次让他无聊得走出教室的讲座。他喜欢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心理学课，直到他自己开始教授。

凭借他在哈佛的人脉（以及他对这个职位微薄的1800美元年薪的不介意态度），默瑞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位置。然而，他几乎立即开始制造问题。默瑞很快发现，哈佛的研究和教学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深入探索完全无关。“

一开始，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模糊地期待大多数学术心理学家会对人在其环境中的行为感兴趣，”他干巴巴地评论道。“但事实完全相反：几乎每个人都专注于某种设备，只是在测量神经系统的一小部分，好像它与其它器官是分开的。”从位于单独小楼中的哈佛心理诊所出发，默瑞开始了他的挑战。

亨利·默瑞曾在一篇尖锐的学术文章中猛烈批评学术心理学，“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人类本质的了解作出任何实际贡献。”他指责这个领域不仅未能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而且竟然没有任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图。默瑞对心理学界的狭隘实验方法和狭窄的知识视野提出尖锐批评，并嘲笑心理学试图成为“真正”的科学的假象。他讽刺心理学理论家试图构建一个类似物理学的心理学体系，认为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科学标准。

默瑞很快在哈佛成为了心理学领域中的一股“反叛力量”。他坦言自己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对当时的心理学教育及其教师毫无尊重。他在哈佛引起的敌意随着1928年他成为诊所主任而进一步加剧。他在信中对朋友表示，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惊讶，而他戏剧性的转变似乎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即将进行的更深入探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默瑞接管诊所时，他的目标宏大：理解人类及其本性的所有方面。在这里，他不再关注如惊吓反应时间或肌肉反射这类研究，而是致力于回答关于人类存在的深刻问题。他的助手克里斯蒂安娜将与他并肩作战。

尽管无法像荣格那样处理私人感情，默瑞对克里斯蒂安娜的热爱依然不减。他为克里斯蒂安娜在诊所安排了办公室，并通过在哈佛广场附近租用一套房间来掩盖他们的关系，使其不为妻子乔和同事所知。他们经常在那里秘密见面，尽管他们以为这些会面没有被发现，但实际上大楼的看门人通过某些渠道让乔了解到了这些秘密幽会。

但亨利·默瑞与克里斯蒂安娜在诊所的智慧之恋正达到巅峰。这家诊所坐落在普利普顿路64号，外观温馨的黄色木板房，门前盛开着紫色紫藤（有人调侃道：“外头紫藤盛放，里头情绪激荡”）。里面装饰着精美的铜版画、东方风格地毯，还有默瑞家族的古董家具。墙壁上克里斯蒂安娜精心挑选的丰富色彩，花瓶里插满鲜花，猫儿在楼梯间游走，在讨论桌上悠闲地躺卧。

这里的氛围与心理学系那些铜制设备实验室截然不同，诊所的活动同样非凡。默瑞打造了一个文化沙龙，举行奢华的茶会和午宴，话题自由畅谈。（酒水更是畅饮不断：地窖里储藏着默瑞钟爱的智利白葡萄酒。）

克里斯蒂安娜负责倒茶，最初还亲手制作三明治；后来聘请了专业厨师。这些奢华餐宴吸引了包括保罗·罗伯森、伯特兰·罗素、埃里克·埃里克森等各领域杰出人士的参与。

即便在这些杰出人物中，默瑞本人依旧是诊所的一大亮点。他从1925年那个困惑、分裂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自信、活力四射、极富魅力的人物。一位前学生这样描述他：“他身上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另一位赞赏者谈及他“令人震撼的活力”，甚至说“他一进入房间，就能感受到激荡。”许多最优秀的年轻教授和研究生都被默瑞以及他对诊所的宏伟愿景所吸引。

亨利·默瑞很快组建了一个多才多艺且多元化的团队，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医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和诗人。这些愿意与默瑞合作的人都深感自己加入了一场伟大探险，他们被默瑞的激情所感染，被他探索人性本质的目标所激励。如一位学生所言：“这对科学来说是个艰巨任务，但此刻，任何不达此标准的尝试都显得微不足道。”

默瑞在诊所的工作方式颇为非常规，符合他作为反叛者的声誉。这里的研究不受任何特定学派的束缚。默瑞曾宣称：“我从未自认为是弗洛伊德派、荣格派或其他派别。” 他的研究视野超越了心理学的界限，认为神话、人类学、医学乃至文学都应该融入人格研究。他尤其推崇《白鲸记》，并将其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深层心理学家”。他对这本书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将诊所装饰成海洋主题，把自己的信纸印上鲸鱼图案，并乐见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船长”。

默瑞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正常人格，而不是疾病导致的异常。他像罗夏和哈撒韦一样，选择了最容易接触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天才横溢的哈佛学生，而非精神病患者。他计划深入研究五十名本科生，视他们为一个完整、综合的个体，而不是将他们简单看作一系列特质或病症的集合。他坚信“一个人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间与不同人交往时会有所不同”，因此，这些年轻人将接受来自不同背景评审团队的考察，最终汇总成一份综合报告。此外，他们还将接受多种人格测试，以全面覆盖性格的各个方面。

但该使用哪些测试方法呢？亨利·默瑞觉得，像 MMPI 的前身这类自我报告工具对于他想要进行的敏感探测太过笨重：“测试者们带着问卷、评分量表、玩具枪、小测验、挂钩板和许多其他机械装置对受试者施加巨大压力，以至于受试者的内心不得不寻找避难所，”他感慨地说。

这些测试直接面对我们本应该逐渐而巧妙地接近的主题。但在美国渐受欢迎的罗夏测试也不适合。默瑞经常引用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话：“在人类中，想象力比感知更基本。”他认为，内心的幻想和创造——他喜欢称之为“知觉”——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能揭示个性。要找到他所追求的，他需要更深入地挖掘。

高尔顿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率先探索了这一领域。1879年，他揭露了他的“词语联想实验”的惊人结果：“在没有亲自尝试之前，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在他的大脑中闪现的那些被忽视的半成品思想和模糊的影像，以及它们对他意识生活的影响。”

高尔顿写下75个词条后，随机抽取并记录每个词激发的思想。这一简单的任务露出了他的内在自我，赤裸至极：他报告说，这样的反应“清晰地展示了一个人的思想基础，比他可能愿意向世界展示的还要生动真实。”

继高尔顿之后，卡尔·荣格对这一程序进行了改进，制定了一个能激发丰富联想的一百个词的列表（例如“母亲”、“死亡”、“亲吻”、“犯罪”），并记录受试者的回答时间。这两位科学家一致认为，无意识的力量驱动了我们的大多数行为（荣格写道，那些否认这一点的人“没看到他们鼻子上的眼镜”），并相信联想方法可以窥探这些隐藏的力量。“这样的实验让人们能够意外地照亮性格最深处的隐秘角落，”高尔顿宣称，“就像解剖学家在白日下剖析动物一样，它们揭示了这些隐秘之处。”

亨利·默瑞坚信，要探寻人性的真实本质，需要深入心灵最隐秘、最未知的深渊，而非仅仅观察表象或意识层面。他特别指出，个性的核心可能隐藏在我们的幻想中——那些充满渴望和欲望的私人白日梦。联想词测试已初步揭示了这些潜在的关注点，但他认为，文学、音乐和艺术等其他媒介可能能更深入地揭示这些内在的世界。为此，他在诊所设计了一系列创新的测试。

其中包括“音乐遐想测试”，参与者在此测试中会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听着古典乐曲（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莫扎特的《G小调五重奏》），并被引导让思绪自由飘荡。还有“文学创作测试”，学生们会以霍桑的《牧师的黑面纱》为基础，创作自己的故事。另外还有“气味想象测试”，参与者蒙上眼睛，闻各种气味如威士忌、紫罗兰香水等，然后根据每种气味编写一个小故事。

默瑞还开发了许多其他的测试方法。不过在他开发的众多测试中，只有一项成为心理学中最广泛应用的人格测试之一。默瑞指出，诊所的实验者们发现这项测试能最可靠地揭示受试者的内心世界。这项测试对他意义非凡，因为是他和克里斯蒂娜共同创造的。

与此同时，默瑞与克里斯蒂娜的关系日益深厚。克里斯蒂娜在诊所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分析病例、指导学生、主持友好的餐会。研究助理克莉欧米回忆，克里斯蒂娜总是身着红裙，佩戴着华丽的印度珠宝。克莉欧米记得自己第一天来到诊所时，看到默瑞四处张望，最终目光定格在角落的克里斯蒂娜身上，她意识到克里斯蒂娜是这个地方的重要部分，是让一切运转的关键。

亨利·默瑞和克里斯蒂安娜巧妙地维持着他们的秘密关系，几乎每天都会躲进他们租来的房间。克里斯蒂安娜在日记中透露，她回到诊所时内心充满了对他们亲密无间的强烈感觉。她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沟通方式，通过不同的饰品传递她的情感，比如一个红色手镯代表“我渴望你的身体”，蓝宝石吊坠是“我有话要说”，而一串红色珠子则意味着“我深爱着你，但并不需要你。” 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但他们的恋情在诊所里已是人尽皆知，正如有人所说，它“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

他们的热情不仅体现在私生活中，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学术合作。默瑞曾激动地说，和克里斯蒂安娜在一起，工作和爱情、理论都达到了和谐统一。他甚至认为，“一个成长且持久的爱情关系是心理学的最佳范例。” 他们合作的高峰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性格测试，目的是“探索幻想”。这个方法很简单：给人们展示图片，让他们描述看到了什么。

正如默瑞在哈佛选用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一样，他也从手边的资源中选择了图片。他、克里斯蒂安娜和诊所的其他成员开始浏览各种流行杂志，如《妇女之家伴侣》、《生活》、《时代》等。不久后，他们收集了大约两千张照片和插图，大楼的储物间都塞满了这些杂志。

这些图片被展示给同事、学生和家庭成员（包括默瑞和克里斯蒂安娜的孩子），来测试它们的“激发力”——即激发人们深层次幻想的能力。通过这些简单的实验，他们确定了每张图片应具备的特点：必须有一个观众能够认同的“英雄”形象，要触及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类困境，同时还要保持足够的模糊性，以便于个人解释。

克里斯蒂安娜·摩根

最终，他们从这些图片中筛选出三十一张，由克里斯蒂安娜重新绘制并装裱在硬纸板上。其中只有一张是根据实景绘制的，展示了一个躺在沙发上的男人和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男人。这幅画的模特是一名在诊所学习的研究生。

亨利·默瑞的其他插图同样令人不安，他的描述这样写道：“一名女性正用双手勒住另一名女性的脖子，看起来像是要把她推倒在楼梯扶手上。” “在沙发旁的地板上，蜷缩着一个男孩，他的头埋在右臂上。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 “一名女性正紧抓着一名男子的肩膀，而这名男子的面部和身体好像在努力挣脱她。” 其中一张卡片尤其令人困惑，它完全空白。

每位参与者都要看这样的二十张图像（图像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并按照以下指示行事：“我会给你看一些图片，一次一张。你的任务是为每张图片编造一个尽可能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图片中所示事件的背景，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讲述人物的感受和想法，然后描述结局。” 有些卡片似乎能引发特定的主题讨论：比如第1张卡片，上面有个看着小提琴的小男孩，这通常会引起人们关于竞争和成就的幻想。（图片中的男孩是真实存在的音乐神童，小提琴家叶胡迪·梅纽因。）

测试者记录下所有对卡片的回应，但并不会将这些回应与某个统计标准进行比较。相反，分析这些结果时，心理学家会像沉浸在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中一样，深入研究受试者的故事，寻找主题、角色和情节。他们特别关注亨利·默瑞所说的“需求”（驱动故事角色的内在力量）和“压力”（作用于这些角色的外部力量），以及这两者如何结合形成“主题”或有意义的动机。

亨利·默瑞和克里斯蒂安娜给他们的这项创新命名为主题统觉测试（简称TAT）——“主题”是因为它能揭示一个人生活的核心主题，“统觉”则因为它依赖于亨利·默瑞重视的内在想象过程。在诊所，这项测试（不久后被称为TAT）需要进行最后一个步骤，即将其结果与其他测试结果和几位不同检查者的观察结果结合起来。

达成对一个人的性格共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通常这会伴随着激烈的争吵，“这一切被愤怒的气氛所包围”，一位参与者如此描述。但亨利·默瑞在最后发言时，总能轻松驾驭这一切。

亨利对TAT的热情解读总是诊所每次病例讨论会的高潮和大结局，”一位前研究生回忆道。“亨利的解读总能让我们大吃一惊，他的解释不仅才华横溢，有时甚至可能是准确的。” 另一位学生评价道：“亨利总知道去哪里寻找隐藏的秘密。”

在诊所的应用中，这项测试证明了其价值。亨利·默瑞曾声称：“在短短两小时内，我们就发现了那些在长达六七个月的精神分析中都未曾显现的事情。”但真正让他确信其价值的，是当他让自己的母亲接受了这个测试。1934年，父亲去世后不久，默瑞拜访了他那一向内敛的母亲。她看似一如既往地镇定，但她对TAT测试的回应却揭露了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在观察一张图片时，她指向一位女性形象，说：“这个女人失去了她的丈夫”，并接着描述了这个角色的悲痛和孤独。默瑞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我本以为她是在跟我开玩笑，但她从不会那么做。”他回忆道。测试在母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触及了她最深处的思维和情感。是时候把这个神奇的工具介绍给世界了。

然而，TAT向社会的介绍过程并不像亨利·默瑞的个人经历那样顺利。一篇由默瑞和克里斯蒂安娜合著，介绍这个测试的文章，最初被《国际精神分析杂志》拒绝，后来于1935年发表在《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档案》上。即使如此，接下来的八年里，这个测试仅以诊所分发的预印本存在。

但到了1939年，心理学界开始追上默瑞的步伐。那年，心理学家劳伦斯·弗兰克在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为像TAT这样的测试命名为“投射方法”。早在189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提出了“投射”理论，认为当我们体验到不可接受的思想或感觉时，会将其投射到物体或他人身上。

弗兰克巧妙地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测试领域：如果测试者能提供一个适合投射的目标，他们就能故意从被测者那里得到其本人甚至不自知的信息。正如弗兰克所写，投射技术旨在“获取受试者无法或不愿表达的内容，通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并不了解，不意识到自己通过投射所透露出的个人信息。”

194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发布了TAT（主题统觉测试），这标志着美国首次出版的投射技术。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涌现了一大批类似的测试。这些测试大多采取类似TAT的方式，激发受测者的想象力，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例如，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研发的Tautophone，就是播放一段难以明晰的声音录音，测试者要求受测者凭借这些听起来像是胡言乱语的声音，去揭示他们内心的想法。

其他一些投射测试方法则略有不同，它们通过受测者对事物的接受和拒绝来探索其内心的含义。例如，从匈牙利引进的Szondi测试，会给受测者展示一系列不同精神病患者（包括“施虐杀手”和“公开的男同性恋者”）的照片，要求他们选择喜欢和不喜欢的面孔，从而推断出他们个人性格的特点。随后出现的许多新的投射技术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对象，从扭曲的木块到爱好店里买到的塑料玩具形状。

这些技术在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巨大的热情，以至于1948年一份测试通讯甚至批评说：“投射技术在临床心理学领域的迅猛发展就像蒲公英散播种子一样无序。”亨利·默瑞本人也对“投射技术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表示抱怨。但不管怎样，这些技术的受欢迎程度还是在不断攀升，部分原因是心理分析在美国的兴起。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些测试，甚至对TAT持保留态度，但心理分析对潜意识动机的强调与投射技术非常契合，使得这些测试很快就拥有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与此同时，“客观测试”如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也在逐渐流行，但许多心理学家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些问卷只是衡量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适应程度，并没有太多展示个人独特性的空间。随着这类人格测试越来越主导市场，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倡导投射技术，视其为维护个体尊严和独特性的一种“抗议运动”。

一位心理学家甚至评论说，TAT能够提供“让人豁然开朗的体验，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这种理解事物的需求可能是所有临床医生的基本动机。”

相比之下，客观测试只能提供简单的描述，而投射技术则像“令人陶醉的美酒”，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格画像。

尽管投射测试被认为是一种较为人性化和有同情心的方法，但它的一些更深层次、令人不安的方面却鲜为人知。投射技术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并非外表看上去那样。

亨利·默瑞指出：“想象中的模式和公共行为的模式往往是对比而非一致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外表上展现出一种形象时，内心深处往往与之相反。亨利·默瑞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1936年，也就是第一篇 TAT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居住在剑桥的优雅住宅、与爱女和忠诚妻子共度二十年的哈佛贵族教授。

这些是他的“公共行为模式”，但他的“想象模式”却截然不同。同年，他还在与情妇共建的秘密塔楼中，身着绿色印度衬衫和黑色天鹅绒裙子，与克里斯蒂安娜玩着前所未有的性游戏。显然，亨利·默瑞对于这种对比非常了解。

投射测试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就连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是如此。亨利·默瑞将他和克里斯蒂安娜的性游戏视为深入探索和表现通常被压抑的幻想。但他也承认，很少有人愿意走这么远：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自我探索就像重新撕开一个旧伤口一样痛苦。因此，我们对自己仍然一无所知；他感叹，我们的自我意识“就像一个孤立的珊瑚岛，漂浮在梦境的海洋中。”

德国心理学家维尔纳·沃尔夫的实验优雅地展示了这一现象。他首先拍摄了一群相互了解的人的手，然后让他们来识别这些图片。许多人能准确地将照片和人匹配，但却认不出自己的手。同样，在录制他们的对话并与陌生人的声音混合播放后，许多人也无法辨认出自己的声音。投射测试者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情感世界同样浑然不觉，只有他们的方法才能揭示这种深层的无知。正如一位专家所言，这些测试犹如一副魔法眼镜，没有它们，心理学家的视野将局限于表面。此外，投射技术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能够识破欺骗，因为很难隐藏一个人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真相

在这套被称为“神奇的光学工具”的帮助下，心理学家们获得了专属的途径去深入了解他们患者隐藏的内心世界，但这种途径通常不会被患者本身知晓。那个时代的专业共识认为，与患者分享投射性测试的结果不仅不明智，甚至可能带来危险，因为大部分人难以接受关于自己的真实面目。亨利·默瑞偶尔会感到愧疚，因为他通过 TAT 测试获取了关于患者的深层次个人信息。他曾评论说，这个测试“让拥有洞察力的实验者了解了太多，使他几乎无法避免侵犯隐私的感觉”。

但是，即使这样的坦白也掩盖不了他在未经受试者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其秘密时的得意之情：“通常，患者进来，谈论几张图片，然后离开，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向实验者展示了自己情感深处的结构。”

投射技术所宣称的强大能力，加上它们被应用时的自高自大态度，造成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伦理困境。心理学家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或不予理会。他们声称能深入了解个体，却拒绝与被研究者本人分享这些知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就是居高临下的不友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导致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客户的操控和利用，因为他们被医生所谓的高深见解所吓倒。随着 TAT 和其他投射测试从实验室转移到医院、法庭和职场，这种危险性增加了。

本应透明的决策——如精神疾病诊断、法律身份的确定、就业能力评估——反而被笼罩在自私的神秘氛围中。

心理学家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投射测试的核心理念只是选择性地应用。尽管普通人在这方面几乎是盲目无知的（劳伦斯·弗兰克曾断言：“个人很少了解自己，也很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心理学家们似乎总是能清晰地认识自己和他人。

即使在诊所进行研究期间，亨利·默瑞也展现出了他特有的有限视野。例如，他对年轻的实验对象撒谎，隐瞒了实验的真正目的。他坚持让每位参与者都不了解测试的实际意图，而是告诉他们一个貌似合理但其实虚构的目标，通常是关于智力或创造力的测试。他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隐藏在灯中的麦克风对他们进行录音；同时，他的同事们通过一面单向镜秘密观察着他们。在默瑞看来，这些手段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宏大目标，即“全面理解人类及其本性”。

1938年，这个宏伟计划的第一部分《个性探索》出版了。这本书是诊所团队的合作成果，记录了他们在个性这一“无边界丛林”中的探索努力。这本书就像默瑞本人一样，大胆、开拓性强、充满雄心。（在编辑这份庞大手稿的过程中，默瑞给他的小女儿乔西看了一张表现愤怒的 TAT 卡片。她乐观地回应：“这个人正在努力写一本书。”）书中内容清楚地反映了默瑞的职业重点：包括一份长达九十八页的单个案例研究。当出版商抱怨手稿过长时，默瑞兴奋地删除了一章关于统计学的内容。这本书一经发布，就被誉为即时经典。

尽管书籍大获成功，默瑞仍将其视为初步尝试，是他广泛探险的早期成果。他认为关于人类本性还有太多未知领域：“这是永无止境的，”他兴奋地说。他不曾预料到，他这一宏伟事业的终点实际上比他想象的要近得多。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轰炸距离哈佛心理诊所有五千多英里，但其影响仿佛直接传至诊所，那使得那座黄色小屋震动不已，瓷杯碰撞声此起彼伏，墙上的画框也因此歪斜。美国决定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活泼的诊所气氛骤然变得严峻，原本致力于研究人格的项目也因此陷入停滞。团队成员开始各奔东西，到了夏天，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原始成员。亨利·默瑞对于诊所辉煌时期的失落感慨万千：“美好时光不再，曾经的中心已难以维持。”然而，默瑞其实迫切希望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运用到战争之中。他在哈佛期间，就已开始研究战斗军官的选拔，为军事版主题统觉测验搜集资料，甚至应政府要求，为希特勒制作了一份人格分析报告（他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是一个典型的偏执型人格，充满了被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

随后，他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机遇：加入一个秘密任务，直接参与战争的核心。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OSS 即后来的中央情报局）肩负着选拔和训练间谍的重任，但效果欠佳。有报告指出：“该机构招募了许多智力水平和技术能力都不错的人，但他们缺乏常识，不懂得如何管理和关怀下属，我们急需那些能够承担责任、具备常识和主动性的人。” OSS 需要帮助，而研究“隐秘心理过程”十年的默瑞正是他们需要的人选。

亨利·默瑞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他对一位朋友说：“我必须立即离开，一切都戛然而止。”1943年12月，他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郊外一个186英亩的秘密训练营站点 S。他带着几位哈佛的年轻同事，其中一位詹姆斯·格里尔·米勒回忆起默瑞的一通神秘电话。默瑞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吗？”米勒兴奋地答应了。

但关于工作地点和内容，默瑞只说：“这些我都不能告诉你。”不过他保证米勒会喜欢这份工作，米勒便同意了。他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迅速而准确地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执行领导抵抗组织、瓦解敌方士气、执行破坏行动和承受酷刑等任务。其中约10%的应征者是女性，她们被问及是否愿意通过性手段获取信息，结果所有人都表示愿意，这让工作人员有些意外。这里的工作不再是哈佛诊所那种充满活力的智力挑战，而是紧迫而严肃的。

作为一个思想自由、行为古怪的人，默瑞对军事生活的适应颇有挑战。他虽然拥有整洁的制服和上尉军衔，但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士兵”。他经常无视规章制度，不是因为反对，而是觉得这些不重要。

同事们不得不一再提醒他，每次离开岗位时都要签字。默瑞的桌上堆满了未兑现的支票，因为他并不缺钱。但他还是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对抗美国敌人的强烈仇恨激励着他。他在给现已成为少女的Josie的信中写道，希特勒的政权代表了对自由探究、言论、思考、艺术、科学以及所有成熟与人文价值的摧毁。

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中，亨利·默瑞还是决定把他在诊所学到的东西应用于选择间谍。他再次决定进行多重测试，并在找不到现成合适的方法时，自己动手设计了测试程序。其中包括“个人物品测试”，通过让候选人在四分钟内观察一系列个人物品（实际上是默瑞自己的）来评估他们的观察力，然后描述物品的主人。

还有“审讯测试”，在这里候选人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编造一个可信的托辞，并在聚光灯下、坐在一个会随着紧张动作摇晃的不稳定椅子上，辩护自己的托辞，同时应对严厉的提问。此外，还有“无领导小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需要穿越布满假想地雷的道路、翻过墙壁同时拖着一根长达八英尺的原木（被称作“大号巴祖卡”），并在解决团队内部的权力动态的同时完成其它协作任务。

或许默瑞最巧妙的安排是“建构测试”，在这个测试中，一名参与者被要求在两名助手“巴斯特”和“基皮”的帮助下搭建一个小型结构。而参与者不知道的是，这些“助手”实际上是来尽可能地干扰和挫败他的。在对一名不幸的候选人进行测试时，记录下了这样的一段对话：“嘿，小心点。你故意把那根柱子弄掉的。”

候选人叫道。基皮回敬道：“谁，我？听着，你这个混蛋。如果这玩意儿一开始就造得好，柱子就不会掉。真是的，他们居然派个小伙子来做男人的活，做不来就怪助手。他们这是真的把人都挑光了。”（通过这个测试，默瑞可能是自作聪明。“没有一个候选人完成过这个任务，”他承认，“有些人因为所受的屈辱感到极度沮丧或愤怒。”）

在经历了这样三天的考验后——包括最后一晚举行的聚会，期间候选人被灌以酒精后接受密切观察——一组心理学家像在诊所那样聚集在一起，对每个希望者进行评估。几乎两年后，当战争结束时，超过五千人在默瑞协助建立的站点S及美国、中国、印度的类似营地接受了评估。默瑞因此获得了功勋军团勋章和中校军衔，满怀成就感地回到了哈佛大学。他相信，自己的人格评估方法有助于赢得了战争。

当亨利·默瑞的胜利喜悦逐渐淡去后，他的成就似乎也开始黯淡。他和团队后来编写的《男性评估》一书虽然宣称，研究正常人格必须借助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评估系统或类似方法，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确定这套系统的效果如何。由于间谍的工作高度机密，难以评估他们的成败，所以作者们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个系统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些批评更加尖锐，甚至有人直言这是“彻底的失败”：“显然，残酷的战争考验远比在弗吉尼亚的庄园里进行的心理游戏来得更具挑战性。”

然而，一篇发表在流行杂志上对《男性评估》的评论则更加乐观，它揭示了该项目的真正价值。评论者预测，这本书将对“希望更有效选拔员工的大型组织”大有裨益，帮助他们在“圆孔”中少选一些“方块”。

实际上，默瑞的OSS评估流程，后来被称为“评估中心法”，很快就被战后迅速崛起的美国公司采纳。这些公司不再需要隐秘特工，而是需要精明的策略家；不再需要破坏者，而是需要无情的竞争者；不再需要宣传家，而是需要狡猾的广告人士。个性测试曾帮助美国赢得战争，现在，它的倡导者们声称，这种测试将帮助美国在和平时期获得利益。

1948年，《男性评估》一书出版时，引起了一位年轻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布雷的极大兴趣。他即将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本书充满自信的描述激发了他的热情：“我迫不及待想尝试！”他回忆说。他确实等了近八年——1956年，他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聘请，建立了一个类似的项目，起初是为了研究，后来用于挑选有潜力的AT&T管理人员。布雷设计了一系列测试来评估应聘者的个性和能力，并组织了一个评审团队，对每位候选人形成共识。根据一份报告，AT&T发现布雷的评估非常有效——它们的准确度比其他方法高出50%，最终在全美国建立了70个类似的评估中心。

随着这种趋势在其他公司中迅速蔓延，亨利·默瑞协助心理学家威廉·拜厄姆为 J.C. Penney 设立了一个评估中心。当百货商店由小镇转移到国家级现代购物中心时，Penney’s 利用评估中心挑选适应新环境的管理者。

拜厄姆对评估中心的成效印象深刻，于197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热情的文章，他认为：“评估中心技术是迄今为止管理层发现的预测未来成功最准确的工具。”他表示，相较于以往的评估标准，这种方法更科学：“在评估中心的控制环境下，管理者可以实地观察有潜力的年轻人并客观评价他们。”

拜厄姆的热忱推广产生了显著效果，大公司如福特、壳牌纷纷表示希望引入这一体系。拜厄姆与默瑞合作创立了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咨询公司，乐于提供此类服务。早期就采用 DDI 服务建立评估中心或自行开发评估中心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标准石油、IBM 和西尔斯·罗巴克。

1970年代，公共部门也开始认识到这种看似客观的评估系统在选拔求职者和评估现有员工方面的优势。到1981年，约44% 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采用了评估中心法。

亨利·默瑞并未直接参与这一繁荣的发展。直到1983年，他九十岁时才遇见道格拉斯·默瑞，对于自己的工作在美国及国外诞生了数百个评估中心一事，他完全不知情。默瑞表示惊讶。事实上，这些评估中心在基本结构上与站点 S 相似，都是通过模拟情境和一群评委的观察来共同评价每位候选人。通常，一个评估中心会在两天内开展七次练习，而这些活动通常是在临时占用的空间内进行，比如酒店会议室，而非专门的设施或田园庄园。

如今，评估中心的流程已被美国数千家公司采用（亨利·默瑞和布雷在匹兹堡的公司DDI年收入高达1亿美元，据称已在70个国家评估超过1500万人）。由于对招聘和晋升公平性的法律关切，这种方法在政府部门中更为流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62%的警察和消防队长以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专业人士使用评估中心。

看来只有学术界对其仍持保留态度：几乎没有独立于评估中心的心理学家去评估其有效性。鉴于缺乏客观证据，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些中心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一种表面上的公正选拔过程。相比那些基于对简单或侵入性问题的回答来做出广泛性格判断的问卷，评估中心通过相对详细和实质性的评估——这些评估基于人们在模拟真实工作任务中的表现——显得更加人性化。

可惜，这个既广泛又昂贵的过程通常只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高层人士，使得一般员工只能勾选选项、填写答案，选择（A）或（B）。

那么，亨利·默瑞的另一项创新——主题统觉测验的未来会怎样呢？默瑞一如既往地不断完善这一测试。战后，他又为美国海军开发了一套特别的卡片，分发给了包括一些服役于国家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五千名士兵，其中包括类似“水手、军官与女孩”的场景。（测试中，士兵是否声称女孩属于自己或让给军官，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此外，默瑞还与克里斯蒂安娜合作，创作了一套极具个人色彩的TAT图片。

TAT-II，并不像其名所示，不是源自流行杂志，而是基于荣格的原型概念和恋人们之间的私密历史。比如，其中一张卡片展示了一座塔，就像亨利·默瑞和克里斯蒂安娜为纪念他们的爱情所建造的那座。卡片右上角是一位酷似卡尔·荣格、留着胡须的男子；相对的角落则是一位拥有深色眼睛和深色头发的女子，神似克里斯蒂安娜。亨利·默瑞原本计划通过这些图像来验证荣格的理论，即这类原型是普遍共有的，但这个想法最终只是他许多未实现的项目之一。在相识近三十年后，他们的恋情依然继续。他们在剑桥郊外三十英里处建的塔里共度时光，并一同在加勒比海的岛屿度假。然而，这段关系逐渐变得糟糕。克里斯蒂安娜自1934年丈夫去世后变得更加依赖他人，难以相处，饮酒过度，身体状况也日益恶化。他们的专业合作也走向了末路。在修订TAT过程中，亨利·默瑞让另一位艺术家重新绘制了克里斯蒂安娜的一些插图。尽管这个测试最初被称为摩根-默瑞主题联想测试，但克里斯蒂安娜的名字最终还是被删去，亨利·默瑞成为了主要作者。

无论克里斯蒂安娜是主动还是被动，她正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亨利·默瑞的名声却日益升高。到了20世纪中期，TAT成为心理学领域最常用的人格测试之一，广泛应用于各类场合，包括精神病患者、求职者和青少年犯罪者。继亨利·默瑞之后，心理学家们发展出了基于原始卡片的各种变体，为儿童、青少年、老年人、非裔美国人、南非人、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岛民、截肢者、残疾人、蓝领和白领工人等特殊群体设计了专门的测试套装。这项测试还被用来评估不同社会的“成就需求”（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后，这种动机在新教国家被认为更高），并把总统就职演说中的“权力动机意象”与“总统伟大程度”的度量联系起来。

TAT不仅在心理学界受到欢迎，甚至连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开始使用。1955年，人类学家弗雷德·纳德尔（S. F. Nadel）提到，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前，常会将一套罗夏测试卡片和TAT装入工具包，就像携带相机和指南针一样。

一位心理学家评论道，TAT很快就成为了众人喜爱的“宝宝”，可以随意更改和培育。尽管这种即兴创作符合亨利·默瑞的自由精神，但它也给TAT的测试性带来了问题。自发布以来的几年内，关于如何实施、评分或解释TAT，尚无统一标准。人们常说，有多少TAT使用者，就有多少种TAT。

如今，TAT依然广受欢迎，其多变性也令人难以捉摸。最近的调查显示，60%的临床心理学家使用TAT，超过四分之三的认证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要求学生学习它。在过去四十年中，它始终位列最常用心理测试的前十名，与洛尔夏克测试和MMPI一起，被誉为“心理学人格评估的三巨头之一”。

然而，讨论“TAT”时存在困难，因为多数临床医生在使用时会选择自己的卡片子集，制定个性化的测试指导，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评估故事。（显然，亨利·默瑞从未为TAT设定标准，最新的标准由他人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少年和家庭法庭工作的心理学家中，仅有3%使用标准化系统评分TAT，其他人则依赖个人判断。

即便以统一方式使用，TAT的效度和可靠性也存在疑问，远不符合专业和科学测试标准。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家John Hunsley和他的两位合著者在2003年指出，TAT并非诊断精神疾病的有效工具，其结果可能受到临时情绪和状态的影响，例如饥饿的人在TAT故事中更多地谈及食物。

TAT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质疑它是否符合测试的标准。然而，它依然拥有坚定的支持者。著名精神病学家莱奥波德·贝拉克 （Leopold Bellak）强调：“如果我只能选择一个评估人格的工具，那将是TAT卡片1”——一张描绘拿着小提琴的年轻男孩的图片。

他认为，TAT具有“激发丰富且有用反应的独特能力”。心理学家莫里斯·斯坦（Morris Stein）赞同哈佛诊所最初的“探险者”精神：使用TAT仿佛在未知领域探险，需要“运用一切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

虽然 TAT 测试最初是为临床医生设计的，但它也吸引了工业界的注意，这种趋势超出了其创始人亨利·默瑞的想象。

“这张图片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格伦·利文斯顿博士递给莫妮卡一张图，她仔细观察着。

“这是个幸福的家庭，”莫妮卡缓缓说道，“父母正满含爱意地看着他们的独子。”

“我明白了，”利文斯顿轻声回答。他戴着金属边框眼镜，蓄着一丛整洁的灰白胡须。“那么，在这之前可能发生了什么？”

“小男孩四处奔跑，将父母吵醒，”莫妮卡更有把握地说，“他们下楼打开了电视。为了不让他看卡通，他们选择了动物星球台——一种教育性的节目。”

“嗯，”利文斯顿回应道，“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莫妮卡毫不犹豫地答道：“妈妈会去厨房做塔塔饼（一种烘焙甜品）。”

她的故事与亨利·默瑞深入潜意识的研究相去甚远，但这里也与哈佛的学术氛围截然不同。这场对话发生在纽约塞奥塞特的一个办公园区，一栋白色混凝土建筑面对着一片汽车。利文斯顿尽管和蔼可亲，但他并非莫妮卡的治疗师。他和心理学家妻子沙伦共同经营着 Executive Solutions Inc.，这是一家为宝洁、强生、高露洁棕榄和纳贝斯克等大公司提供市场研究服务的公司。利文斯顿夫妇专长于“定性技术”，这些多数源自心理学的深入研究方法，帮助企业了解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感受。

这对合作伙伴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之一，就是他们所谓的“改良版主题统觉测验”。2003年3月某日，格伦·利文斯顿在一次专业市场研究人员的聚会上展示了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与会者包括莫妮卡，她负责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相关研究。

利文斯顿解释，这种方法的核心是研究员展示一则广告给消费者群体，并引导他们围绕广告内容讲故事。通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故事，研究员能够探究这些形象在潜在客户心中引发的幻想和情感。利文斯顿告诉听众：“尽管人格测试最初是为了在临床环境中评估个性而开发的，但我们并不是这么用它们的。”他补充说：“我们利用它们来了解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模式。” 他还强调：“我们试图洞察人与产品之间关系的深层内涵。”

实际上，投射技术刚引入心理学领域不久，就已被市场营销和广告界所采用。其中的领军人物是维也纳出生的精神分析学家恩斯特·迪希特。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心理学，并曾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为邻的迪希特，1938年移民到了美国。

他自信、多姿多彩，甚至有些张扬，很快就通过将心理学工具和理论运用于商品销售中为自己找到了一片天地。他早期的一次广告活动“聪明点，用爱怡晨肥皂重新开始”，就源于他的观点：女性渴望在约会前洗净自己的性罪恶。迪希特认为，汽车是男性释放攻击性冲动的工具，因此他建议埃克森公司用“在你的油箱里放一只老虎”的口号。他还发现母亲们对女儿们曲线玲珑的芭比娃娃感到嫉妒，于是他建议美泰公司强调玩娃娃是“小女孩成长为优雅淑女的过程”。

迪希特的核心信念是，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自己为何购物，因此直接询问他们是徒劳的。他曾俏皮地说：“不要向凶手询问他是否犯罪，他总会否认。” 在迪希特的影响下，定性研究技术在1950年代成为消费者研究的重点领域，虽然几十年后流行度有所下降，但现在这些心理学方法又再次兴起。

近年来，投射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从奥利奥饼干到金宝汤，再到Playtex胸罩等各种产品的销售中；它们还帮助创造了通用电气的“我们点亮美好生活”和Visa的“随处可见”等著名广告口号。

公司可能会采用TAT的方法来探究人们对一些令人尴尬的产品的反应。例如，Clearasil的一次广告活动中，一家广告代理就这样做了。他们让一群青少年围绕着长有痤疮的人的图片讲故事。一位代理商高管分享说：“我们明白了，对于青少年来说，痘痘代表着社交孤立和与众不同，以及他们最害怕的一切。”

为此，他们的广告围绕着快速重返社交圈的承诺而设计。公司还利用 TAT 技术来评估他们已经制作的广告形象的效果。例如，执行解决方案公司的总裁 Sharon Livingston 回忆起在 百威啤酒的广告活动中向消费者展示的一张图片。这张广告展示了一辆破旧的汽车在沙漠里，一位女性的腿从车底伸出，她穿着短裤和高跟鞋。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位男士的下半身，穿着牛仔裤和牛仔靴。Sharon 表示：“有些人觉得这非常性感和有趣。但一些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内疚的男性则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不止一位参与者想象那个女人是怪物——她有人类的腿，但蛇的头。不止一位！”最后，公司可能会使用投射技术来探索某些产品销售不佳的真正原因。例如，麦肯埃里克森广告公司为了了解为什么威灭杀虫剂盘在某些市场上的销量低于雷达蟑螂喷雾，即使盘子更易使用，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让一百名低收入的南方女性（都是蟑螂喷雾的常用者）画出她们想要消灭的虫子。结果，每个人都把蟑螂画成了男人。

麦肯埃里克森（一家4a广告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Paula Drillman 解释说：“她们对蟑螂的感觉与她们对生活中男性的感觉非常相似。”就像一个不好的男朋友，女性们说，蟑螂“只在他饿了的时候出现。”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杀虫剂盘太容易使用，Drillman 总结说：“她们使用喷雾是因为它让她们亲手参与到消灭蟑螂的过程中。”

市场营销人员使用投射技术总结认为销量不佳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甚至不自觉地忽略了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利用个性心理学的工具，这些营销者努力与我们内心深处的购物者建立联系。欧内斯特·迪克特曾经深思，物品的“奇异生命”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理解我们为什么购买“可能是一种直接、新颖且革命性的发现人类灵魂的方式。”

亨利·默瑞设计的那种富有想象力的工具被用来推销杀虫剂和去痘膏，这其实并不奇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挺合适的。毕竟，TAT 测试本身就是从商业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比如妇女杂志里的肥皂剧连载、业余爱好者的指南，以及弗莱施曼酵母和 Veedol（一种被称为“机油贵族”的产品）的广告。当然，默瑞的目的不是制造光鲜的外表，而是探索这些表面之下的世界。在这些平凡的图像下，他发现了一个充满幻想、被恶梦扰乱、由强烈需求和欲望驱动的世界。市场营销人员将这一发现颠倒过来，把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再次压缩进牙膏管、洗涤剂瓶、啤酒罐中。

默瑞或许早已预见到这一点。他对学术心理学的琐碎性的早期批评，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他在 1940 年尖锐地评论说：“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注重外观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快速接触时给人留下的愉悦印象至关重要。”他说，“成功的个性是可以买到的（代价也要付出）。我们的文明只是表面深度，最佳的外表获胜。这是追逐物质、舒适和社会认可的竞赛的一部分，也是大企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指责同胞们牺牲深度、伟大思想、真感情、信仰和智慧，只为了追求表面的成功和内心的快乐。

默瑞发明的 TAT 测试，本意是探索个性的深度，却在那些只字不差地解读测试的心理学家手中变成了一种打包人们的工具。“我们国家太热衷于小玩意了，”他抱怨。随着他的发明越来越受欢迎，他也像斯塔克·哈撒韦一样开始退却。他原本用来探测个性深处的测试，最终沦为了仅仅是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他轻蔑地表示，“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无趣的问题了。”

随着亨利·默瑞一生的延续，他内心深处的苦难与忧郁愈发扩散。这位战时鹰派人物转变为和平主义的热心支持者，投身于建立世界政府和反核行动。尽管如此，他始终关注内心，担忧这些努力无法触及冲突的真正核心。1959年，他警告说，人类个性已成为当代最大的问题——一个充满冲突、孤独、迷茫、神经质和犯罪倾向的混乱之地，无力面对眼前的挑战，甚至可能证明是进化的失败。他的私生活也同样黯淡。1962年，他的伴侣乔去世，他因自己不忠所造成的伤害而深感内疚。五年后，他的伙伴克里斯蒂安娜在一次加勒比海之行中悲剧溺亡，当时默瑞正睡在不远处的沙滩上。

他的工作，曾是他乐趣之源，如今却只带来困扰。默瑞始终坚持着年轻时的理想——创造解读个性的关键——但却因力不从心和雄心过大而受阻。他在1959年发表的一章文章中尝试接近这一目标，但最终既未建立起理论框架，也未能形成完整的系统。

他启动了众多项目，却总是半途而废：包括一部思想小说、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传记、《个性探索》的续作等，总共近十本未完成且难以完成的著作，正如他向朋友所抱怨的那样。

即使在大学之外默瑞颇有名气——例如，他曾在1950年的阿尔杰·希斯（美国政府官员，他于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审判中作为专家证人出场——学术界对他的态度依旧冷淡。直到他来到哈佛大学心理诊所二十四年后，即将年近六旬时，他才被提升为正教授。

1961年，默瑞尝试了致幻剂裸盖菇素，并在一个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分享了他的体验（他报告说，对于一个已经深谙无意识的人来说，这次体验并不新奇）。在另一场专业会议上，他详细剖析了撒旦的个性，并玩笑般地指出，僵化的博士制度可能是“魔鬼最狡猾的策略之一”，暗示学术心理学可能与虚无主义撒旦精神相勾结。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亨利·默瑞总与众不同，他也致力于探索人类天性。他曾表示自己对那些自以为是、麻木不仁的测试者们感到不安，这些人似乎从未经历过触动心灵的悲伤或欢乐。默瑞自己则深深体验过这些情感。对他而言，生命中总有新的冒险等待着。晚年，他与优雅的教育学教授卡罗琳·菲什坠入爱河，并在82岁高龄时与她结婚。他曾自嘲是个“不能忍受男性独占天堂的异教徒”。直到1988年去世，他都与新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默瑞的理念可能永远不会过时。虽然他闻名于世的测试最好视为一项有趣的实验，但其核心精神却非常值得传承。他曾强烈反对的趋势——个性的标准化、对可预测性的偏好、对复杂现象的过度简化——近年来愈发显著。虽然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工作并未得到主流心理学的重视，但在今天，他的贡献依然在学术边缘地带发光发热。在这里，热爱个性心理学的学者们仍然可以找到默瑞对于深入探索、注重细节、坚持真实人性的执着。“期待未知，欢迎不可预见，迎接不可能，”他曾如此敦促。“潜入深海，直到你发现一切。

本书共分为8个章节，因本人精力有限，故采用单次翻译两章的做法。本次为本书的第三与第四章节。第五章与第六章介绍的是著名的MBTI与儿童个性测试。